他太清楚这份工作的来之不易,是父母低头求人换来的安稳,是自己唯一不用常年下地的出路。
因此他从不敢敷衍懈怠,对待教学极致认真、兢兢业业,倾尽所有心力。
两年小学代课生涯结束后,乡村师资极度紧缺的问题愈发严重,他又被紧急调去当地的“戴帽子中学”任教。
所谓戴帽子中学,就是乡村小学临时增设的初中教学班,没有正规校舍、没有专职师资、没有配套教具,条件简陋到极致。
在这里,他一人身兼数职,既是初中数学主讲老师,又是稀缺的英语代课老师,课业压力翻倍叠加。
彼时的乡村教学一穷二白,没有现成的教案模板,没有便捷的教辅资料,没有标准化的教学流程。
所有教学内容、授课方式、课堂节奏,全靠老师自主摸索、自行打磨。
黄卫华从无抱怨,始终踏实勤恳,每周都会熬夜伏案备课,常常熬到深夜煤油灯燃尽。
小到一道课堂例题、学生当堂习题,大到每周教学目标、板书布局、讲课话术,他都一笔一划写满厚厚的备课本。
反复推敲打磨、修改完善,绝不糊弄一堂课、敷衍一个知识点。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耐心细致的授课方式,他带的班级成绩常年稳居公社前列,教学成果有目共睹。
也正因工作表现格外突出,他被层层选拔,成功进入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脱产进修,拿到了难得的提升机会。
这段来之不易的进修经历,成了他日后逆风逆袭、改写命运的最关键铺垫。
后来黄卫华每每回首过往,都直言这次进修彻底补齐了他多年的知识短板,填补了时代教育的漏洞。
文革时期的初中教学极不规范,教材是扬州专区自编版本,内容零散浅显、知识点残缺漏洞极多,毫无统一教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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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乡村教师的出路清晰又残酷,只有公办、民办两条路,等级分明、待遇悬殊。
公办教师有正式编制、由县文教局统一发薪,每月薪资四十多元,稳定体面、受人敬重,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民办教师薪资减半,由国家承担一半、大队公社筹资补齐另一半,每月三十多元,勉强维持家用糊口。
而黄卫华所处的代课教师,是最底层、最不稳定的临时岗位,无编制、无保障、无固定岗位。
每月薪资仅有二十元,随时可能被顶替、被辞退,没有任何兜底保障,是妥妥的临时苦力。
“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代课教师最真实、最心酸的写照。
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接连辗转三个学校,哪里师资缺口大、哪里没人顶岗,他就被派去哪里补缺。
要么是老教师生病离岗无人代课,要么是学校扩招师资紧缺,他永远是随时顶上去的备用人选。
更让人倍感压力、无比煎熬的是,代课教师从未脱离生产队集体劳动体系。
他平日在校教书,无法下地挣工分,就失去了分粮分物的资格。
按照大队规定,他每个月必须从仅有的二十元工资里,拿出整整十元上交生产队,才能保留分粮、分农资的资格。
一半薪资尽数上交,剩下的十元钱,便是他一整个月的全部生活费,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极致拮据。
日子虽苦、前路虽暗,可彼时唯一的渺茫盼头,死死支撑着他从未放弃、咬牙坚守。
代课教师拥有转正考试资格,只要成绩优异,就能转为民办教师,拿到更稳定的待遇、更踏实的出路。
这是无权无势、出身平凡的底层小人物,唯一能靠自己努力、凭实力改写命运的机会。
也是深陷泥泞的黄卫华,黑暗前路里,唯一看得见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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