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小说网

第220章 两晋（第12页）

军事

播报

编辑

世兵制

魏晋武士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60]。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60]

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实际未能执行，详见晋朝诸王列表）[8]。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颙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60]

北府兵

晋朝武士盔甲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60]。

文化

播报

编辑

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66]

思想

西晋时期的瓷器

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荡，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68]。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67-69]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型态，[77]把玄学称作"新道家"，是一种误会。[78]

竹林七贤之一嵇康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67]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67-68]

文赋

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着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67][70]。

魏晋交替时期，嵇康、阮籍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71]。嵇康擅长四言诗，亦着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67]。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着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

《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东晋顾恺之绘。

诗歌

陶渊明画像，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庄画传》。[82]

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67]。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

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67]。此外，着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67]

绘画

《女史箴图》（局部）—东晋顾恺之

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

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72]。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67]。

洛神赋图

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