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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8章 东汉（第15页）

手工业

冶铁技术

东汉环首刀（6张）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期的南阳官员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炉），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排的极大提高了冶铁质量和效率，是东汉冶铁技术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冶铁史和机械史上的伟大发明，约早于欧洲一千多年。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174]

环首刀

铁制兵器开始逐步取代青铜兵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冶炼钢铁技术—百炼钢。[105]汉朝建立后，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汉朝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铁技术。随着骑兵时代的降临，军队对兵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骑兵时代的降临，青铜剑的刺击方式，已不能满足高速运动中的骑兵技术，而环首刀单面开刃、厚脊，在当时而言是最利于砍杀的兵器，加上强弩铁戟的长短程配合，大大加强了汉骑兵的攻击力。这就使得环首刀和强弩一样，成为汉军独步天下的利器。这种经过反复折叠锻打和淬火后制作出来的直刃长刀，和后世的刀不同，一是直身，二是斜锋而非曲锋，三是没有格—因为刀主要用来劈砍，没有刺的功能，所以不用铸格来护手。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冷兵器，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种兵器。[106]

东汉晚期，钢铁刀剑流入朝鲜和日本等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更是直接仿制环首直刀，并精心改进装饰，被尊为兵器之典范。环首刀这一套制刀的技术，从汉代传承到唐代，而后传入日本，开始仿制出唐样大刀，并继续摸索实践，最终成为了如今驰名天下的日本刀族（主指太刀、打刀、忍者刀）的基本流程。汉刀、唐刀、倭刀，是东亚特色长刀的一脉相承。[106]

西汉孕育的环首刀和百炼钢技术在东汉时期得到成熟和普及，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东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和效率的进步，对钢刀的炼制锻打次数已可有西汉的10多次提高至30次乃至50次。1974年7月，在山东临沂苍山地区出土一把东汉的环首刀，刀身上还刻有隶书铭文十八字：“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卅湅”就是三十炼，也就是这把刀曾经使用“百炼钢”技术将钢材折迭锻打达三十次之多，而在这把刀的刃部还发现有经过“淬火”以提高表面硬度。而正是在这种先进武器和汉帝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下，东汉军队彻底消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被完全汉化。最终这部分西迁的北匈奴后裔辗转来到欧洲，被称作匈人，将暮年的西罗马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郑州巩义市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174]

纺织业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174]

漆器业

漆器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174]

陶瓷业

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174]

商业

商业政策

东汉实行“宽商”政策，并不抑商。纵观两汉统治者对商业、商人的主导政策，学者指出西汉实行抑商政策，而东汉则是“宽商”，对商业的限制相对宽松。[245]

经济区域的变化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取得了巨大发展。随着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人口密度分布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

东汉邓太后执政的永初二年（108年），由于连年灾害，邓太后便将北方灾民“尤困乏者”迁往江南地区的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今江浙地区）等“熟郡”安置。官方组织的大量移民涌入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258]于是，黄河流域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市场交易

东汉政府为便利商业的经营和收税，在各城市设“市”，交易市场，市场内有居住着常年营业的人，称行商坐贾。同时还有定期定时的乡村集市，由各方商人、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把自己的生产品或贩运的货物运到集市去卖。“市”与集市互相呼应，相当繁荣。在周边地区还有关市，由官府和各民族间进行商业贸易，分定时和不定时两种，称为“互市”或“合市”。东汉与鲜卑、乌桓、匈奴及西南各族都有定地定期的“合市”。汉和匈奴每次“合市”，汉商以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数以万计的牛马，规模很大。[118]

夜市兴起

东汉时期，打破了以往朝代"夜静，人迹绝”的禁锢，出现了夜市的萌芽[249]。

据桓谭《新论》中说："扶风漆县之邠亭，部言本太王所处，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有关于邠亭夜市的记载。《说文·邑部》“邠”字解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一个俗字，强调了当时夜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风俗习惯。[248]

贸易发展

东汉对西域的商业交换，一是以政府使节的名义，派遣商队到各国进行贸易；二是商人自行结伙组成商队，沿丝绸之路把大批丝绸运往西域，远者达中西亚和欧洲，再把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运到汉朝来。[118]

城市繁荣

东汉的宽商政策推动了从洛阳、南阳为中心的一大批工商城市的兴起。作为东汉首都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其人口数远远超过了西汉都城长安。洛阳的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非常繁华。据王符估，在洛阳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浮末”人数比农夫要多倍，而专门从事为富人提供淫侈消费品的“虚伪浮末”人数又比“浮末”多10倍，足见洛阳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的城市。[245]东汉人王符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划此”。说明当时商业的发达和经商者之多。

除首都洛阳外，苑、成都、临淄、邯郸、吴、番禺、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证西南昌）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商业都很发达。东汉时地主，官僚、富商三位一体，趋商者日多。有些人因经事而成巨富，如富商孙奋竟有钱1。7亿多，有奴仆800余人，商人活跃，贸易兴旺，带来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118]

人口

多数研究认为，东汉时期的峰值人口在6000万人以上，略高于西汉时期。《中国人口通史》考证公元157年东汉疆域内人口为6500万[247]（一说7200万）[244]。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西汉时，都城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东汉初，全国在籍人口有2100余万，明帝末年（75年）增加到3400多万，章帝末年（88年）上升到4300多万，和帝末年（105年）达到5300多万。[174]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口[110]，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111]，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14][112]。

东汉官方户口统计表

公元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