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渡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有一双温暖的手抚过他的额头,有一个声音像春天的溪水一样流过他的耳朵,说了很多话,但他一个字都记不清了。醒来的时候,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头顶是那根横梁,梁上挂着一串奶奶晒的红辣椒。九死还魂草好好地放在窗台的瓦罐里,叶子舒展得像一把把小伞。
爷爷的咳嗽声,轻了。
不只是轻了,是那种从肺叶深处升起来的、清清爽爽的轻。沈渡端了药碗进去的时候,爷爷正靠在床头,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中国青年报》,那是他十年前托人从县城带回来的,翻得边角都起了毛。
“爷爷,喝药。”
沈德厚接过碗,一仰头喝了个干净,抹了抹嘴,忽然说了一句让沈渡愣住的话:“渡儿,爷爷想好了,你得考中国最好的新闻系。”
“新闻系?”
“对,”沈德厚的眼睛浑浊,但里头有一点火苗没有灭过,“你爹你娘出去那年,说好了年底回来。年底没回,说第二年开春。开春没回,说等挣了钱就回。后来连电话都打不通了。我托镇上邮局的老李查过,那个号码早就注销了。”他顿了顿,声音哑下去,“我想了十年,想明白了。他们在哪儿,只有两种人能找到——警察和记者。警察不管找活人,那就只剩下记者了。你要是能进电视台,进报社,你把他们的照片往屏幕上一放,往报纸上一登,全中国都看见了,他们还躲什么?”
沈渡没有说话。他想起三岁那年父母离开时的模糊背影,一个蛇皮袋,一个编织袋,两双脚踩在泥巴路上,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他没有哭,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哭——他连他们的脸都快记不清了。
“好,”他说,“我考。”
沈德厚笑了,笑出了一脸褶子,像秋天犁过的地。
开学那天,班主任赵玉兰站在讲台上,用一根教鞭敲了敲黑板,用一种宣布重大新闻的语气说:“同学们,这个学期,我们镇来了一个支教老师,姓白,从省城来的。她教我们班的语文。”
门推开了。
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走了进来,头发很长,黑得像墨。她站在讲台上,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最后一排靠墙角的沈渡身上,微微笑了一下。
沈渡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说不清为什么,看到这个人的一瞬间,鼻子里突然涌上一股酸意,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我叫白芷,”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白芷是一味中药,有祛风止痛的功效。希望这一年,我也能帮你们祛祛学习的‘风’,治治考试的‘痛’。”
全班哄堂大笑。
沈渡也笑了。他笑的时候,眼角余光扫过前排的周小虎,发现周小虎正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眼神看着白老师,那眼神里有敬畏,有恍惚,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他再看周小虎旁边的周虎——周虎比他们高两个年级,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出现在这个教室里——周虎的脸白得像纸,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一个被捏瘪了的易拉罐。
白老师讲课的方式,沈渡从未见过。
她不讲中心思想,不讲段落大意,不讲标准答案。她讲《背影》的时候,让全班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一个很久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想象父亲翻过月台的样子,想象那件黑布马褂和大褂子在风里鼓起来的样子。然后她说:“现在,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不限字数,不限文体,不限对错。”
沈渡提笔就写。他写爷爷送他去上学,在镇口的老槐树下站了很久,直到他拐过弯再也看不见。他写爷爷的背影一年比一年驼,但每一次回头,那个驼着的背影还在。他写了很多,写了三页纸,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纸面上有水滴洇开的痕迹,但他没有哭出声。
白老师收走作文的时候,在他本子上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沈渡低头一看,那一页纸上的泪痕不见了,不是被擦掉了,而是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他抬头看白老师,白老师冲他眨了眨眼。
那篇作文,白老师没有打分。她只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你爷爷的背,是我见过最直的。”
奇迹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先是爷爷的病。沈渡按照白老师写在纸上的那个方子——石韦、枇杷叶、桔梗——抓了药,三碗水煎成一碗,每天早晚各一次。半个月后,爷爷夜里不咳了;一个月后,能下地走动了;两个月后,居然扛着锄头去了趟菜地,把荒了一年的东边三分地翻了一遍。奶奶拄着拐杖站在门口骂:“你不要命了!”爷爷回头吼了一句:“老子精神得很!”
然后是沈渡的成绩。白老师来了之后,每天下午多了一节“自由阅读课”,别的班都用来写作业,只有白老师带着他们读课外书。镇上的小学没有图书馆,白老师自己从省城拉来了一箱子书,《城南旧事》《草房子》《苏东坡传》,一本一本分给孩子们看。沈渡像一块海绵被扔进了水里,拼命地吸。他的作文一周比一周好,数学也没落下——白老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套习题集,每道题旁边都用铅笔写着详细的解题思路,字迹娟秀得像印刷体。
但赵玉兰不高兴了。
赵玉兰教了二十年书,在这个镇子上,她的话就是圣旨。副镇长的儿子赵小宝在她班上,她自然要“重点照顾”。照顾的方式很简单——让沈渡当赵小宝的陪读。所谓陪读,就是赵小宝上课不听讲、不写作业的时候,沈渡不能自己学,必须辅导他;赵小宝考试不及格,沈渡要替他补考;赵小宝犯了错,沈渡要陪着罚站。
“沈渡,你成绩好,要发扬风格,帮助后进同学嘛。”赵玉兰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是给了沈渡天大的恩赐。
沈渡咬了咬牙,没有说话。
白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是在一周后的语文课上。沈渡交上来的周记只写了半页,字迹潦草,内容空洞,明显是赶出来的。她把沈渡叫到办公室,问怎么了。沈渡低着头,半天憋出一句:“赵老师让我每天放学后给赵小宝补两个小时的课,回家就快八点了,还要砍柴、熬药、写作业……来不及。”
白老师没有说话。她倒了一杯水,推到沈渡面前,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沈渡不知道她打给谁,只听见她说了一句:“武……嗯,帮我查一下省教育厅的基础教育改革文件,对,关于‘禁止教师安排学生从事与教学无关事务’的条款,今天就要。”然后挂了电话,对沈渡笑了笑,“回去吧,没事了。”
第二天,赵玉兰脸色铁青地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了沈渡一眼,又看了白老师一眼,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什么都没说。下午放学,她没有留沈渡补课。但从那天起,沈渡发现自己的数学作业总是被赵玉兰挑出一堆毛病,课堂提问永远轮不到他,连座位都被调到了最后一排的垃圾桶旁边。
白老师依然笑眯眯的,像什么都不知道。
期末考试前一个月,白老师在班上宣布了一个消息:“今年,县一中面向各乡镇招收一个‘自强班’,学费全免,住宿费全免,每月还有生活补助。全镇只有一个推荐名额。我已经帮沈渡报了名。”
全班哗然。
赵玉兰的脸当场就绿了。她站起来,用一种近乎质问的语气说:“白老师,推荐学生这种事,应该由班主任签字才行吧?我这个班主任都不知道,你就擅自做主?”
白老师不紧不慢地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给赵玉兰:“赵老师,这是县教育局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自强班’推荐工作由语文、数学两科任课教师联名推荐即可,无需班主任签字。沈渡的语文我负责,数学是李老师,他已经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