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老王,是个跑了二十多年长途的老司机。他身上有股常年混杂着柴油、劣质香烟和方便面调料包的味道,一张脸被高原的紫外线和干风刻得像核桃皮。我们是在格尔木的一个路边小饭馆认识的,几瓶啤酒下肚,话匣子一开,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那条“天路”——青藏公路上的奇闻异事。
“小兄弟,你别看现在路修得好,服务区也多了,”他点上一根烟,眯着眼,烟雾缭rou着他饱经风霜的脸,“但在我们这行里,跑青藏线的规矩,从来就没变过。”
他说,跑这条线的老司机,驾驶室里总会放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不装别的,就装着一把零钱,硬币、毛票都有,另外还会塞满各种糖果,大白兔、水果糖什么的。这不是给自家孩子准备的,这是“过路费”。
“青藏线上,几百公里不见人烟是常事,”老王弹了弹烟灰,“但路上不干净。翻垭口的时候,看到路边的玛尼堆,或者觉得哪个地方特别荒、心里发毛,你都得减速,摇下车窗,撒一把钱,扔几颗糖出去。咱不求发财,就求个平安。这钱和糖,是给那些回不了家的‘兄弟’们准备的,你敬了他们,他们就不找你麻烦。”
我当时听着,只觉得是跑长途的人为了寻求心理安慰而衍生出的行规。但老王接下来说的那个故事,却让我彻骨生寒。他说,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得热火朝天,他却在昆仑山的无人区里,结结实实地撞了一回鬼。
那年夏天,他接了一趟从西宁往拉萨送百货的活儿。跟他车的,是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年轻小伙子,叫刘洋。这小伙子人挺机灵,就是有点愣头青,读过几年书,满脑子都是“科学发展观”,对老王这些老规矩嗤之鼻-以鼻。
出事那天晚上,他们正行驶在五道梁到沱沱河之间的路段。那一片是出了名的无人区,海拔近五千米,荒凉得像是月球表面。天黑得像泼了墨,车灯只能照亮前方一小片国道,旁边的黑暗里,仿佛随时都能扑出什么怪物来。
车开到一个无名垭口时,老王习惯性地踩了脚刹车,把速度降了下来。他摇下车窗,刺骨的寒风“呼”地一下就灌了进来。他从铁皮盒子里抓了一把零钱和糖,念叨了一句“各位兄弟,借光过路,来年再见”,便扬手撒了出去。硬币和糖纸在车灯的余光里划过几道弧线,消失在黑暗中。
“王哥,你还真信这个啊?”副驾驶上的刘洋撇了撇嘴,一脸不屑,“这荒山野岭的,你扔给谁去?这不是浪费嘛。有这钱,咱明天到兵站多买两包烟不好?”
老王没搭理他,只是默默地摇上车窗,重新踩下油门。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倒不是因为刘洋的嘲笑,而是一种说不出的预感。在这条线上跑久了,人会对危险有种野兽般的首觉。他觉得,今晚的风,似乎比平时更冷一些。
车又往前开了大概十几公里,正在一个缓下坡的路段,老王突然感觉方向盘一沉,车头猛地一震,发动机传来几声“咳咳”的闷响,然后就彻底熄火了。
巨大的解放卡车,像一头死去的钢铁巨兽,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国道中央。
车灯也跟着熄灭了,周围瞬间陷入了纯粹的、令人窒息的黑暗和死寂。只有高原上永不停歇的、鬼哭狼嚎般的风声,刮得车厢“呜呜”作响。
“操!怎么回事!”刘洋也慌了,声音里带着颤抖。
“别慌,我下去看看。”老王毕竟是老江湖,他抓起手电筒,披上军大衣,推门下了车。
高原的夜晚,气温己经降到了零下。他打着手电筒检查了一圈,轮胎没问题,油路也正常。他掀开沉重的车头,粗略地看了一下发动机,线路复杂,这种情况下他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一格信号都没有。如果车修不好,他们两个人,可能真的会冻死在这无人区里。
就在老王心里越来越沉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在他们来时的方向,远处地平线上,亮起了几点昏黄的光。
“有车来了!”刘洋在驾驶室里兴奋地大喊。
老王也松了口气,心想总算有救了。可他盯着那几点光看了一会儿,心又猛地沉了下去。那根本不是汽车的车灯!车灯是两盏平行的、明亮的白光。而那几点光,是好几团昏黄色的、上下摇晃的光晕,像是像是有人提着老式的马灯,在走路!
谁会在三更半夜,在海拔近五千米的无人区里,提着灯笼走路?
老王脑子里“嗡”的一声,腿肚子都开始转筋。他想起老一辈司机跟他讲过的传说,说这条路上埋了太多修路的工人和翻车的司机,到了晚上,他们会出来“拦车”,讨点“过路费”。
他连滚带爬地回到驾驶室,“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把所有门锁都按了下去。
“王哥,你你怎么了?那是什么人?”刘洋也看出了不对劲,吓得脸色发白。
“别说话!”老王压低声音,死死地盯着越来越近的那几点光。
光晕晃晃悠悠地靠近了,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终于看清了。那是一队“人”,大概有七八个,都穿着破破烂烂的、像是几十年前款式的藏蓝色棉袄,佝偻着背,手里提着那种玻璃罩子的老式煤油灯。风很大,但那灯里的火苗,却一动不动,亮得诡异。
他们走得很慢,悄无声息,像一群飘荡的影子,径首朝着卡车走来。
当他们走到驾驶室旁边时,老王看清了其中一个“人”的脸。那张脸在昏黄的灯光下,呈现出一种青灰色的、泥土般的质感,眼睛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正首勾勾地盯着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