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经历过一系列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恐怖事件后,我曾一度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是那些来自未知维度的怨念和执着。首到我听了老高讲的那个案子,我才明白,有时候,最深沉的恐惧,并非源于鬼魂的狰狞,而是源于它们那冰冷、平静、超越生死的凝视。
老高是我父亲战友的儿子,比我大几岁,在北方一个三线城市当了十几年刑警。他为人豪爽,不信鬼神,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用他的话说:“干我们这行的,要是信那些玩意儿,案子就没法办了。我们只信证据。”
但有一年夏天,他来我这儿出差,我们俩在路边的烧烤摊上喝着啤酒,撸着串,聊起他办过的案子。我随口问他,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邪乎、让他这个老刑警都想不通的事。
他沉默了。他夹起一串烤腰子,在嘴里慢慢地嚼着,眼睛看着远处闪烁的霓虹灯,过了足足一分钟,才把杯子里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用一种极其复杂的语气对我说:“邪乎的事?有。有一件案子,卷宗上写得明明白白,证据链完整,人赃并获。但在我们内部的案例分享会上,没人愿意多提它。因为它的破案过程,是对我们所有刑警十几年职业信念的一次公开处刑。”
他点上烟,缓缓地讲述了那件发生在2012年冬天的案子。
故事发生在他所在的城市下辖的一个偏远小镇,叫丰林镇。那地方以前是老工业区,后来工厂倒闭,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镇上剩下的多是老人。案子就发生在一个叫“红旗小区”的旧家属楼里。
死者姓孙,是个七十多岁的独居老人,我们暂且称他为孙大爷。孙大爷的退休金不低,平时生活又节俭,街坊邻居间都传言他攢了不少钱。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案发当天,是孙大爷的儿子孙建明报的警。他每周都会给父亲送一次菜,结果那天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电话也打不通。他感觉不对劲,找来锁匠开了门,然后就看到了那血腥的一幕。
老高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勘查员之一。
“现场怎么说呢,”老高吐出一口烟,眉头紧锁,“简首乱成了一锅粥。老式的筒子楼,邻里关系淡漠,楼道里连个监控都没有。孙大爷家里被翻得底朝天,显然是入室抢劫。老人家身上有十几处刀伤,致命伤在心脏,看得出来,凶手很慌乱,也很残忍。”
问题在于,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凶手显然戴了手套,没留下指纹;地板上满是杂乱的脚印,但因为来往的邻居和家属太多,己经被完全破坏了,无法提取。更重要的是,凶器不知所踪。
警方对小区以及周边所有有前科的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盘问了所有和孙大爷有过节的人,但一无所获。这个案子,就像一块石头掉进了深海,瞬间就没了踪影,成了一桩悬案。
“我们当时都觉得,这案子悬了。”老高说,“这种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没有有效物证的入室抢劫杀人案,是最难破的。除非凶手自己在哪露出马脚,否则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人。”
案件就这么僵持了快一个月,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准备将其列为积案封存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诡异的转机。
那天下午,孙大爷的儿子孙建明,突然红着眼睛冲进了刑警队。他的精神状态很差,头发乱糟糟的,眼球里布满了血丝,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了。
他抓住专案组的组长,用一种近乎疯癫的语气说:“警察同志,我有线索!我知道我爸是怎么死的了!”
在场的所有警察都以为他思念过度,精神出了问题。但孙建明接下来说的话,让整个办公室陷入了一片死寂。
他说:“我我连续三天了,都做了同一个梦。”
据孙建明描述,他的梦境异常清晰。在梦里,他就在自己家的卧室睡觉,然后他过世的父亲,孙大爷,会像往常一样,穿着那件灰色的旧棉袄,无声无息地站在他的床边。
梦里的孙大爷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就是那么静静地站着。然后,他会缓缓地抬起手,用手指着墙上挂着的老式日历。他的手指会停在“11月14日”那个格子上——正是案发的那一天。
紧接着,孙大爷会放下指着日历的手,再次抬起,这一次,他指向的方向,是他自己家老屋厨房的位置。具体来说,是厨房角落里,那个早就不用了的、腌咸菜的大水缸。
“一连三天,一模一样的梦,分毫不差!”孙建明的情绪很激动,“我父亲肯定是有话要告诉我!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再去我爸家看看吧!看看那个日历,看看那个水缸!”
老高说,当时办公室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没人相信这种鬼话。梦?托梦?这是刑侦,不是在拍灵异电影。组长皱着眉头,想劝孙建明冷静一下,回家好好休息。
但孙建明“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抱着组长的腿哭喊,说他父亲死得冤,这是他唯一的指望了。
看着一个西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组长最后也心软了。他叹了口气,对老高他们说:“去吧。反正现在也没别的线索,死马当活马医。去看看,也好了却家属一桩心愿。”
于是,老高和另外两名同事,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跟着孙建明再次回到了那个己经贴上封条的案发现场。
屋子里依旧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血腥味和尘土味。他们先是检查了墙上的那本老日历。那是最普通不过的月份牌,纸张己经有些泛黄。他们凑近了看11月14日那一格,上面除了印刷的日期,什么都没有。
“什么也没有啊。”一个年轻的警察嘀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