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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寄不出的信（第1页）

我叔叔李建军，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他年轻时在部队待过，转业后没找到好工作，就在九十年代末的上海，当了几年穿街走巷的邮递员。那几年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他从不跟我们说。但有一件事，一个关于他老师傅的故事，却在他一次醉酒后，被我撬开了嘴。从那以后，这个故事就成了我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大约是1998年的秋天，我叔叔刚进邮局，被分在黄浦区一片老城区。带他的老师傅姓王，叫王福根，一个快六十岁的上海老克勒。王师傅干这行快西十年了，负责的片区里，哪条弄堂有几块砖，谁家屋檐下有个燕子窝，他都一清二楚。他常说，一个合格的邮递员，闭着眼睛都能把信送到收件人手里。

可就是这么一位经验老到的邮递员，却被一封信，逼得提前办了病退。

事情是从一个普通的周一早上开始的。王师傅像往常一样，在分拣室整理自己邮包里的信件。就在那一堆花花绿綠的信封里，他发现了一封格格不入的信。

那是一封很老式的信。信封是那种泛黄的牛皮纸，上面是用极秀气的蝇头小楷，从右到左竖着写的地址。没有贴邮票，也没有邮戳。收件地址很奇怪，写的是：“提篮桥，公平路177弄，尽头第三棵槐树下，柳小姐收。”

而寄件人的地址，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虹口，华德路，周公馆”。

王师傅在上海跑了一辈子，他当然知道华德路就是现在的长阳路，但“周公馆”？那个地方早在几十年前就拆迁了，现在是一片新建的居民区。

他以为是谁的恶作剧，嘟囔了一句“十三点（神经病）”，就把信随手扔进了角落的废纸篓里。

第二天早上，王师傅分拣信件时，手上的动作突然停住了。他死死地盯着邮包里的一封信，脸色慢慢变得难看。

还是那封信。一模一样的泛黄信封，一模一样秀气的字迹，不偏不倚地躺在一堆新信件里。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昨天把它扔了，可它又回来了。

王师傅心里开始犯嘀咕，但他几十年的职业素养让他决定，还是要去那个地址看一看。公平路177弄他很熟，是个典型的老上海石库门弄堂。他推着那辆老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过狭窄潮湿的弄堂，弄堂两边是晾晒的“万国旗”，空气中混合着煤炉子和饭菜的香气。

弄堂的尽头，确实有一片小小的空地，也确实并排长着三棵上了年头的老槐树。但槐树下，除了一个破旧的石凳和一堆落叶，什么都没有。周围是几户人家的后墙，连个门窗都没有。

“柳小姐？”王师傅扯着嗓子喊了几声，回答他的只有穿堂风的呜呜声。

他拦住一个拎着菜篮子路过的阿婆，指着槐树问：“阿婆，阿拉问一下，这地方以前是不是住着一位姓柳的小姐？”

阿婆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他，摇了摇头：“柳小姐？我在这里住了六十年了，从来没听说过姓柳的人家。年轻人，这地方邪气得很，侬没事体早点走，尤其这几棵槐树，阴气重。

王师傅没问出个所以然，只好把信又带回了邮局。他想，也许是有人存心戏弄他。可接下来的日子，这封信成了他的梦魇。

无论他前一天怎么处理它——扔掉、锁进抽屉、甚至撕碎，第二天早上，它都会完好无损地，准时出现在他的邮包里。风雨无阻，雷打不动。那封信仿佛有了生命，它赖上他了。

一个月下来，王师傅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他开始失眠，掉头发，白天送信的时候总是精神恍惚。邮包里那封信，像一块冰，又像一团火，让他坐立难安。我叔叔说，那段时间，王师傅的眼神都变得飘忽，总感觉他背后站着个人似的。

终于，在一个深秋的雨夜，王师傅受不了了。他喝了半斤白酒，壮着胆子，决定去会会那个“柳小姐”。他就不信了，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还能真有鬼不成？他要把信当面还给那个恶作剧的人，然后狠狠地骂他一顿。

那天晚上起了很大的雾，路灯的光在湿漉漉的雾气里，晕成一团团昏黄的光圈。王师傅穿着雨衣，骑着车，车轮压过湿滑的石板路，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他走进177弄，弄堂里一片死寂，只有昏暗的路灯照着迷蒙的雾气，像一条通往黄泉的路。他走到尽头，借着远处微弱的光，他看到那第三棵老槐树下，似乎真的站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女人的背影。身形窈窕，穿着一身紧身的深色旗袍，梳着老式的发髻，就那么静静地站在树下，仿佛己经等了很久很久。

王师傅心里那块大石头，瞬间就落地了。原来真的有人！他松了口气，压下心头的火气，走上前去，从怀里掏出那封早己被他捏得发皱的信，递了过去。

“柳小姐是伐？你的信，拿好了。以后不要再往邮局塞了，没邮票的信，我们是不送的。”他的声音在雾气中有些发颤，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因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