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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1章 南北朝（第16页）

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文化

播报

编辑

思想

经由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和“无君论”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当时佛道争论十分激烈。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对道教而言，它想把佛教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则需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必须面对文化上的张力。[66]

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犷。

诗

南朝时，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把田园情趣扩大到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沈约是“永明体”诗人的代表，“永明体”诗讲究声律对偶，追求艺术形式完美，为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97]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昇。叙事长诗以南朝的《西洲曲》和北朝的《木兰诗》为代表。

辞赋

南北朝辞赋也在继承楚辞、汉赋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形式上多为短篇，不以用典和堆砌词藻为要；内容上抒情多于咏物，如江淹《别赋》、庾信《哀江南赋》便是这个时期辞赋的代表。[97]

民歌

民歌方面，由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艳曲兴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说法。[98]《敕勒歌》是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影响很大。[99]

小说

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主要有两类：志怪小说和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具有史料价值，故在史学中叙述。志怪小说很多题材和故事源于远古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的传闻逸事，也深深打上道教和佛教影响的时代烙印，如南朝宋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齐祖冲之的《述异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还冤记》等都是志怪小说的名作。[97]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生动描写了魏晋名士的清谈、品题等活动，以及名士们的性格特征及其人生追求和嗜好，涉及汉末魏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研究这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106]

文学评论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专着，提出文学应反映现实、文质并重的主张，阐明了文学评论的依据和标准，探讨了文学作品的构思、想象、风格、继承、创新等问题。同时期人钟嵘所作《诗品》，是中国最早专门评论诗歌的着作。对两汉至梁代的五言诗进行总结和优劣评判。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其中涉及探索文章的体裁和流派，取舍的缘由和标准，因此具有文学评论的价值。[97]

史学

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着作官（宋齐梁陈时官名及分职屡有更改），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齐始有国史与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设着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与起居官逐渐分职。北齐始设史馆（或称史阁），为专门修史机构，影响中国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设着作官制度。南北诸朝又有大臣监修史书[35]。此外，南朝梁时始行编修武帝、梁元帝的“实录”，是为唐代开始一朝接一朝修实录的滥觞[36]。

纪传体断代史书在南北朝史学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书》[37]，私修的有如范晔《后汉书》[38]。

南北朝书法

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史书，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当中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的《高僧传》[39]和僧佑的《弘明集》[106]；记述寺院建筑的有杨炫之《洛阳伽蓝记》[39]；地理类着作方面，以郦道元《水经注》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40]；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极具史料价值的杂记类着作[106]。少数民族历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据政权而深受重视，成就较高的有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41]。

南北朝的注史之学，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43]。

宗教

南朝释迦佛石像[83]

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此时佛教盛行的思想有般若学、涅盘学、地论学、成实学、摄论学等。[69]竺道生强调佛性在于每个众生之中，关键在于能否“自见”，开启了后来禅宗觉悟不离世间的先河，他“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则体现了佛教的平等观。[70]道教灵宝经前接上清经的教法，又借用和融汇了佛教的概念和术语，在中古道教的教义、思想、仪式等领域，占据了主流的地位。[67]十六国晚期出现改革道教的寇谦之，他受东晋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精义经理方面无所创新，却明确声称要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

此一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通过争论，道教与佛教互相吸收，呈现一种互融互摄的景象。佛教对道教无论是从教规、教仪，还是从教典、教团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这对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处的。而道教也为佛教从印度顺利移植至中国，并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缘。[44]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在传入中国时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比如早期道经的造作过程中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袭佛经之处，道教的宫观设施、组织形式、宗教仪式等方面亦不乏借鉴佛教之处。又如受“大道无形”思想的影响，早期道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后世道教“设像立教”的形式与佛教却别无二致，正是受佛教影响使然。在宗教哲学方面，道教义理的思辨水平与佛教相比略为逊色，因此道教也积极援引佛教哲学以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68]

同时，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34]。

绘画

南朝陆探微所画人物肖像极其传神。民间传说张僧繇画龙不敢点睛，点睛则龙会飞去。[97]而画论、画史研究在此时期已建立，如南朝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品鉴的六法，而其中的“气韵生动”说更被历代画评家奉为最高水准。

雕刻

永宁寺塔复原图[81]

在佛像石窟雕像上，北朝石窟造像，着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46]。石窟艺术最雄伟的是云冈20辜的座像。佛像容貌丰满，两肩宽厚，衣褶线条紧贴身躯而雕，庄严中寓有慈祥，表现出佛的胸怀气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最为精致，面目传神。随着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着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着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南朝陵墓雕刻方面，历代帝王、贵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石兽又称避邪，由狮子造型演变而来，有驱邪、求福或升天之含意。其中已齐武帝陵前的天禄（双角石兽）、齐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风格承袭汉代石兽雕刻，善于利用整块石材，以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

书法

主词条：南北朝书法

《郑文公碑》（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