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让特使拾得这一首好词,不知可否让在下誊抄一份?”
“自无不可。”
何正在誊抄之时,两人之间的交谈也没有结束。聊着聊着,何正就将话题转移到了四书五经之上。不能怪何正,前面我们就说过,此时在儒学圈里面,将就一个同年、同窗,还将就一个流派。
也就是心学、理学流派,文人士子们如果是同一个流派的,那么就会显得更加亲近些。这也是许多读书人在交谈甚欢之后常聊的话题,甚至有时偶聊着聊着会发现,原来大家师出同门。
“不知特使本经是哪一本?”
“本使本经乃是《诗经》!”
何正闻言,脸上却露出一丝鄙夷。这一丝鄙夷很快消失,但是还是被周俊捕捉到了。周俊冷着眼,看向何正,“何巡检本经为何?”
“本官本经治的是《春秋》!”
何正说这话时声音高亢,身姿挺拔,似乎是想要凸显出他所治本经的与众不同。实际上,相比较《诗经》,《春秋》还真的算是与众不同。
前面说过,科举考四书五经,其实算下来应该是考四书一经,这个一经就是《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中选择一本作为自己的专精方向,在考试的时候写四篇以这部经典中析出的句子为题的经义文章。
但是在五经中,因为内容的难易程度,也会将五经进行一个排序,其中《春秋》和《礼记》因为内容相对较难,将这两部经典作为本经的只占少部分。
举个例子,另一个时空的明朝,嘉靖二十年的会试,这一次有三百人应试,其中将《诗经》作为本经的共有一百零八人,将《周易》作为本经的八十四人,将《尚书》作为本经的六十四人,将《春秋》作为本经的二十五人,最后十九人将《礼记》作为本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春秋》和《礼记》想要读懂,想要融会贯通实在是很难,另一个则是朝廷在出题的时候,这两部经典所能出的考题相对来说比较少。
乾隆五十七年,当时的礼部尚书建议会试考校《春秋》,并且不使用胡安国注解的《春秋》,因为胡安国注解的春秋能够拿来作为考点的也就十几处,很多考生并未完全读完《春秋》,而是记住了那些考点。
但就算如此,治《春秋》的人还是太少了。
因此,在读书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将《春秋》和《礼记》作为本经的人,要么是狠人,要么就是傻。而这些治《春秋》和《礼记》的书生,也会看不起其他三经,特别是《诗经》。
其实科举的重点还是在四书,甚至在科举的比重中,四书的比重也会比五经要高,就算你五经没有答好,但是在答四书题时写的好,也能高中。
乾隆皇帝,也就是我们的章总曾说,“科举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
所以从五经延伸出来的,就是读书人之间的一条鄙视链了。于是在听到周俊说自己的本经是《诗经》之时,何正才会露出一丝鄙夷。
“原来是《春秋》,看来何巡检治经水平不行,虽然将《春秋》作为本经,但是却看不懂,所以才屡次落第。”
周俊的这话不仅是说何正治学水平不行,而且还嘲讽何正没有考中进士,只是一个举人。
何正毕竟不是周俊,没有他那么隐忍,或者说何正作为何家人,又是上虞的巡检,平日里都是别人顺着他,哪有人敢过来抚他的逆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