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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5页）

“我觉得我解开了。”

“但是被否认了？”

“是的。”

“你觉得沮丧？”

“当然沮丧。”

陈郁握着粉笔头：

“我从十五岁进少年班的时候就在研究霍奇猜想，到现在，已经做了十一年。”

“那么你觉得这件事对你的人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陈郁皱起眉：“人格？”

“比如攻击，比如厌世，比如你把权威压力与你父母——准确来说，你母亲给你的压力联系在了一起，形成初期的反社会人格。”

“我母亲没有给我压力。”

——愤怒。

李文森盯着他的眼睛：

“乔伊博士指摘你宗教常识出错时，你平静接受，说明你经常性面对这种场面，习以为常，按理应该极能调解压力。但你却在我略微提到你母亲时，就表现出了愤怒的细节，说明你幼年受到母亲过于权威的管教，这种管教时常导致儿童成年后对压力应对无能。”

她习惯性地按着笔帽：

“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说的两种状况引发的后果完全相反？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考虑你有精神上畸变的可能性了，陈郁先生。”

“我很正常。”

“那你为什么在我提到你母亲时如此愤怒？”

“我没有愤怒。”

“如果你没有愤怒，你现在为什么想要站起来？”

“那是因为你不停地暗示我是一个反社会分子，并想以此给我冠上谋杀的罪名。”

“所以你承认你愤怒了？”

李文森在纸上飞快地记下什么：

“不仅愤怒，还想对测谎师掩藏你的愤怒……就像你试图混淆西布莉的死亡时间一样。”

“我为什么要混淆西布莉的死亡时间？这个女人和我毫无关系……”

“但你并没有证据表明你们毫无关系。”

“她死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场……”

“这也是你一面之词。”

“反对，顺序错误。”

电话里，李佩懒洋洋地打断他们两个：

“如果检察官打算起诉我的委托人，那么应当先由检察官提出证据，再由我方反驳，而不是一开始就要求我的委托人提供证据，这是恶意的审讯。”

李文森：“所以我才这么讨厌律师。”

李佩：“我的荣幸。”

“在这个房间里，有哪个人能提出不在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