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小说网

第二 威廉时代的帝国政治（第3页）

走投无路的比洛不得不在1909年6月26日提出辞职。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出任帝国宰相。新政府接受了中央党和保守党提出的通过对流动资本增加税收来改善帝国财政状况的办法。

比洛政府的垮台在德意志帝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一位帝国宰相因为在帝国议会失去多数支持而下台，这在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表明，帝国议会的作用在增长，也是德国议会化取得进展的重要体现。

（四）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对角线政策

贝特曼-霍尔维格是德意志帝国在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位宰相。按照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1931—2014）的说法，这位宰相从一开始就站在帝国国内政治的废墟之上。在其执政期间，原先的“比洛集团”已经瓦解，德国各政党大致形成了两个阵营：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人顽固捍卫普鲁士选举法，反对帝国对不动产征税；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人属于改革党，他们明确要求推进议会化进程，加强帝国议会的影响力，建立对议会负责的帝国政府。这种政治状况预示着，新宰相的国内政策不会一帆风顺。贝特曼霍尔维格本人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与左翼自由党人在1910年3月组建的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Volkspartei）立场相近。他致力于成为一位超党派的宰相，在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激进派和保守党人为代表的极右派之间采取一种以平衡为特征的“对角线政策”（Ponalen）。

贝特曼霍尔维格上台后的第一件任务是推行前任尚未完成的普鲁士选举法的改革。他在1910年2月提出了一个新的普鲁士选举法改革提案，据此，将实行直接的、公开的而非秘密的选举；每年超过5000马克的纳税额将不再成为划分选民等级时的依据；“有文化的人”（Kulturtrger）将在其纳税额规定等级基础上提升一个选民等级。然而，由于保守党人和中央党的反对，该提案在议会中遭到拒绝。

此后，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虽然在1913年的扩军法案上得到议会中左派多数派的支持，即同意政府通过向1万马克以上财产所有者和年收入超过5000马克者征收国防捐，使扩充军备获得财政保障，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明显受到掣肘，无法开展有效活动。

上述可见，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国内政治生活呈现一种明显的不稳定和非连贯性特征，坚持君主制的政府与要求扩大议会权力的左翼政党之间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卡普里维担任宰相4年，霍恩洛厄在职6年，比洛时间最长，做了9年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故而在宰相位置上待了8年。每一任宰相都有自己的国内政策，甚至在同一任内的国内政策也有重大变化。这种政策的非连贯性显然不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威廉二世时期，随着迅速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德国对外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普鲁士虽然通过几次所向披靡的战争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帝国建立之初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尚不具备越出欧洲大陆的能力，无法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一争高下。与此同时，不稳定的国际时局也使新统一的德国无暇顾在海外扩张问题。所以俾斯麦在对外政策上奉行以谋求欧洲大陆霸权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然而，随着帝国经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德国在欧洲大陆主导性联盟体系的建立，仅仅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德国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欲望，甚至已经无法安慰一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辙，出现了从大陆强国政策向世界强国政策的转变。

（一）外交政策转向的动因

威廉二世时期外交政策转向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应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列强瓜分世界、抢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us）潮流对德国角逐世界霸权的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重要的外部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和动力存在于其自身的冲动和内部的要求。

迅速工业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向工业国家及外向型经济国家的转变，是德国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根本动因。帝国建立后，经过20余年的飞速发展，德国已经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强国，钢铁工业产量跃居欧洲之冠，化学、电气、光学等新兴工业迅速崛起，领先世界。德国本身已经难以容纳强劲经济增长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它的生产能力越大，本身所拥有的原料供给能力和产品销售市场就越显现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它迫切需要走出国门，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首先，从进口角度看，强劲的工业增长导致进口的粮食和原料猛增。由于工业生产发展、急剧都市化、人口猛增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德国对粮食和工业原材料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以农业为例，德国国内的农业生产已经无法满足本国市场对农产品的需要。1895—1900年，德国生产的小麦仅能供应全国需求量的73。7%。1900—1904年，德国小麦年平均产量为390万吨，进口量却达到203万吨；1905—1908年，其国内小麦平均产量为372万吨，进口增长到232万吨；1911—1912年，在国内生产达到421万吨的情况下，进口仍达到208万吨。工业原料对外依赖也极其严重。1872年德国进口原料仅570万马克，1910年时已增至16130万马克，增长近30倍。

德国对外贸易额的飞速增长也反映了对国外原料和市场的严重依赖。德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从世界第三位跃居第二位，与第一外贸大国英国的差距大大缩小。德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也因此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宰相比洛在谈到对外贸易时曾强调，有关对外贸易额的统计数据是单调的，但它们对德国人的福利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成千上万德国人的工作和直接生存都仰赖于它们。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德国不仅大规模输出商品，也开始向外输出资本。根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资本输出的流向为：拉丁美洲38亿马克，北美洲37亿马克，奥匈帝国30亿马克，俄国18亿马克，土耳其18亿马克，西班牙和葡萄牙17亿马克，巴尔干17亿马克，英国和法国13亿马克，欧洲其余地区12亿马克，亚洲其余地区10亿马克，非洲20亿马克，其他5亿马克。也就是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资本输出已经达到230多亿马克。寻找资本输出场所成为德国的努力目标。

总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工业发展的结果使得德国像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迫不及待地到境外去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的场所。

这一时期德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了，从而为对外扩张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关于经济方面的实力自然无须赘述。从人口方面看，1913年德国居民已经达到6700万，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而且由于在受教育水平、社会供应和人均收入等方面都相对较高，德国人口资源占有明显的质量优势。正是有感于这一点，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ey，1945—）在谈到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扩张政策时认为，此时的德国已经拥有了改变现状的实力手段和创造这种手段的物质资源。

于是，积压已久的民族主义能量开始向外喷射。德国人急急忙忙地踏上了征服、“开化”世界的道路。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喧嚣充斥国内各界。历史学家特莱奇克就明确宣称：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也有学者称，开拓殖民地是“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德国工商业利益集团也急切呼吁向外扩张。通用电气公司总裁艾米尔·拉特瑙（EmilRathenau，1838—1915）的长子、公司董事会领导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1867—1922）也曾埋怨：“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

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团体也纷纷建立。如前所述，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一批鼓吹向外殖民扩张的社会政治团体。1887年，在原来的德意志殖民联合会和德意志殖民开拓协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新的德意志殖民协会（Deutsialgesellschaft，简称DKG）。1891年4月9日，克虏伯康采恩经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Hugenberg，1865—1951）等人在卡尔·彼得斯等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德意志总同盟”（AllgemeischerVerband），并在3年后改组为臭名昭著的“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rVerband）。这是一个由垄断资本家、政府官员、教授、军官等参加的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宗旨是复苏民族意识，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该组织最醒目的口号就是“德国，醒来吧！”（Deutsd，wach’auf！）。泛德意志协会的成员不多，最多时也不超过4万人，但对政府以及德皇的顾问们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此外，1898年4月成立的德国海军联合会（DeutscherFlottenverein）等民族沙文主义团体及其活动也对当时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众舆论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对外政策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许多人看来，俾斯麦的对外政策是一篇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文，很少受到他人的干扰。但是威廉二世不同。他好大喜功，对德国“公众舆论中、尤其是上层中等阶级和学术界的新时尚总是极为敏感”，是首先意识到帝国主义政策会对公众具有巨大号召力的人之一。因此，在俾斯麦下台之后，年轻的皇帝就立即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和目标，希望通过鼓吹向外扩张来博取民众的支持。

（二）对外政策的“新路线”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尝试着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开启了对外政策的“新路线”。从本质上看，卡普里维对外政策的着眼点仍然是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但是他觉得俾斯麦留下的联盟体系过于复杂，必须予以清理。他首先在对英和对俄关系上重新做了调整，由俾斯麦时期的联俄政策转而实行亲英疏俄政策。

德国政府此时改变对俄政策是有原因的。在俾斯麦对外政策中，俄国曾是孤立法国为基点的大陆联盟体系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即使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建立起针对法俄两国可能联合的同盟的情况下，俾斯麦也没有放弃俄国，而是先通过“曲线政策”迫使其签订新的三皇同盟，尔后又与之签订了《再保险条约》。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同盟体系在俾斯麦看来并非不可行。这位德国宰相曾做了这样的论述：在三个友好国家之间，如果每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做出针对第三者的承诺，即倘若与第三者破裂，将互相支援，那么第三者只会获得更坚定的保障。事实上，俾斯麦执政时期，德俄之间虽有矛盾，仍基本上保持着较平稳的关系。甚至与俾斯麦矛盾重重的威廉二世也不得不承认：“无论人们对俾斯麦的俄国政策抱以何种态度，有一点必须承认，侯爵能够避免严重不和”。然而，后继者卡普里维却没有俾斯麦的这种驾驭能力。新宰相向驻俄大使坦率承认，在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问题上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因为他无法像俾斯麦那样，如杂技演员般地同时玩五个球，他只能同时抓住两个球。

于是，卡普里维决定放弃同俄国的友谊，其标志就是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卡普里维认为，《再保险条约》有悖于德奥同盟条约的精神，隐藏着削弱德奥同盟的危险。它迫使德国在俄国和奥匈之间采取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而俄国却可以随时通过透露这样一个文件来破坏德国与奥匈、意大利、英国以及土耳其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再保险条约》的存在会妨碍德国与英国的接近，而追求德英友好是德国新一任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标。此外，卡普里维还受到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施泰因（FriedriHolstein，1837—1909）等人的影响，认为俾斯麦通过与俄国保持关系而阻止法俄接近的目的是不现实的，相信德俄对立不可避免，主张应该采取优先与英国联系的政策，以便使英国站到三国同盟一边，壮大三国同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力量绝对超过法俄两国的大国集团。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在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的同时，却对改善与英国的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890年7月1日，两国签订了《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Helgoland-Sarag）。这一条约是英德之间为解决殖民地问题争端进行谈判的结果。实际上，早在1889年，俾斯麦曾就德英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向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提出了谈判的建议。但这只老狐狸不急于达成协议，而是想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更好的价钱。现在，新一任德国政府由于对外政策方向的转变，一反俾斯麦时的态度，反而迫切要求与英国达成协议。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东非殖民地问题上，德国准备向英国的任何要求作出让步。新的德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主要出于两大考虑：一是通过德英和解来争取英国对三国同盟的支持，弥补由于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给德国带来的外交损失；二是卡普里维政府认为，北海海岸附近的赫尔果兰岛是易北河口和正在开凿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西口前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堡垒，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根据《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在东非把领地维图（Witu）和索马里（Somalia）沿岸等德属部分让给英国，并且把对桑给巴尔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权交给英国。此外，条约还保证英国人免税穿越德属东非。作为交换，英国把1807年获得的赫尔果兰岛让给德国，并且为德属西南非提供一条通往赞比西河（Sambesifluss）的通道“卡普里维角”（Caprivizipfel）。

《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对英国人让步太多。按照英国人的说法，英国“获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价只是裤子上的一个纽扣”。因此，这一条约在德国国内受到了激烈而广泛的批评，并且引起了超党派的、民族主义的泛德意志运动的出现，具体表现就是泛德意志协会的建立。

德国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已经给俄国人留下了德国政府正在改变其对外政策的印象。《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的签订则进一步“向俄国展示明证，即与俄国的友谊相比，德国新政府更偏爱英国的友谊”。由于当时俄国与英国在近东和东亚地区关系紧张，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有隙，德国的转变使俄国欧洲处于一种孤立的境地。因此，面对这种新的形势，俄国政府必然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它加快了与同病相怜的法国接近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