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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享乐的生活（第2页）

这些话，确可以道破我所说的享乐主义的一面的。但是沛得在这里，并没有用“dilettantism”那样的字，自然是不消说。这跋文无端惹了当时的英国文坛和思想界的注目，有一派竟加以严厉的攻击了，后来沛得便将自己的内生活用自传体的小说模样叙述出来，题曰《快乐主义者美理亚斯》（MariustheEpi），以答世间的攻难。那故事是描写纪元二世纪时，生在罗马的思潮混乱时代的一个青年美理亚斯的思想生活的路线的，他壮大后，遂成了古昔契来纳（e）的哲人亚理士谛巴斯（Aristippos）所说快乐主义的信徒，后受基督教会的感化，竟以一种的殉教者没世。这书的第九章叙“新契来纳思想”的一节说——

“这样的愉快的活动，也许诚然可以成为那所谓快乐主义的理想罢。然而对于当时美理亚斯所经过的思索，则以为那是快乐说的非难，却一点不对的。他所期待的并非快乐，是生的充实，是作为导向那充实的东西的透观（insight）。殊胜的有力的各样的经验，其中有宝贵的苦恼，也有悲哀；也有见于亚普留斯（Apulins）的故事里那样的恋爱，真挚热烈的道德生活。简言之，即无论出现于人生的怎样的形相，苟是英武的，有热情的，理想底的东西，则他的“新契来纳思想”，是取了价值的标准的。”（同书一五二叶）

自从公表了先前的跋文以来，在为快乐主义者这一个恶名所苦的沛得的这言辞中，颇可见自行辩解的语气。但我想，他的态度是尽量地真率，严肃，并非只在刹那刹那的阴影里，寻欢奔走的那样的人，也不是耽乐肉欲，单淹在物质里的sybarite（**子）的流亚，也就可以想见了。

四　人生的享乐

给一种思想命名为ism的标纸，想起来，是似乎便当而又不便的东西。作为我在先想出享乐主义这一个译文的根源的那洋文的dillet-tantism，在我所说的意义上，已经就是很不便当的文字了。

略想一想看，西洋的文学者是怎样地解释这话的。罗威勒（J。R。Lowell）的有名的文集《书卷之中》（AmongMyBooks）的第二卷中，有一处说，dilettantism和怀疑思想是双生的姊妹。诚然，从不相信固定的法则，由此规定的事即都不喜欢的那态度看起来，是带着怀疑思想的色采的。然而这也凭看法而定：既可以算作极其无聊的事，也可以成为生活态度的极其出色的事。倘将这解释为勇猛地雄赳赳地要一径越过那流动变化的人生的大涛的态度，则我以为其间即难免有怀疑的倾向；但我同时又想，凡为大的人生的肯定者当然应取的态度，岂不是一定带着这样似的色采的么？

在西洋，这字的最为普通的解释，是爱文学和美术，对于人生，则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自己是什么也不做，懒散着，而别人的事，却这样那样说不完，极其懒惰，温暾，而且从或一意义上说，则是伶俐的生活态度。和徒然玩着诗歌和俳句，摩弄书画骨董的雅人，相去不远的。嘉勒尔用了照例的始终一贯，激烈地，痛快地，将时势加以骂倒和批评的名著《过去和现在》（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正在喧嚣的此时，出于我的在京都的一个朋友之手的此书的全译，近来出了板，是可喜的事）的第三卷第三章以下所批评的，就是这样的意义的dilettantism。古来，在日本文学史上，这一类的享乐家尤不少。又有虽然稍不同，但西洋的批评家评法兰斯（AnatoleFrance）似的文人，说是dilettant的时候，我以为也确有这种意思的。

对于这样的态度，现在未必还有我来弄墨的必要罢。艺术生活者，决非与围棋谣曲同流的娱乐，也不是俗所谓“趣味”的东西。是真切的纯一无杂的生活。是从俗物看来，至于见得愚直似的，极诚恳而热烈的生活。因为并不是打趣的风流气分的弛缓了的生活的缘故。

我已经不能拘泥于名目和标纸之类了，不管他是洋文的dilettantism，是嵌上了汉字的享乐主义，这些事都随便。但应该看取，这里所谓观照享乐的生活这一个意义的根柢里，是有着对于人生的燃烧着似的热爱，和肯定生活现象一切的勇猛心的。

从古以来，度这样体面的充实的生活的伟人很不少。文艺上的天才，大抵是竭力要将“人生”这东西，完全地来享乐的人物。袖手旁观的雅人和游**儿之流，怎么能懂得人生的真味呢？大的艺术家，即在他的实行生活上，也显现着凡俗所不能企及的特异的力。有如活在“真与诗”里的瞿提，就是最大的人生的享乐者罢。看起弥耳敦的政治底生涯来，也有此感。又从哈里斯（F。Harris）的崭新而且大胆的论断推想起来，则在以人而论的沙士比亚的实生活上，也有此感。去国而成了流窜之身的但丁，更不消说了。踢开英吉利，跳了出去的裴伦，愤藤原氏的专横，DonJuan似的业平，就都有同样的意思的实生活的罢。至在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很相接近了的近代，要寻出这样的例子来，则几乎可以无限，他们比起那单是置身于艺术之境，以立在临流的岸上的旁观者自居，而闲眺行云流水的来，是更极强，极深地爱着人生的。耸身跳进了在脚下倒卷的人生的奔流，专意倾心地要将这来赏味，来享乐。一到这样，则这回对于自己本身，也就恰如旁观者的举动一样，放射出锋利的观照的视线来，于是遂发生深的自己的反省。我以为北欧的著作家，这样的态度是特为显著的。

以为文学是不健全的风流或消闲事情的人们，只要一想极近便的事，有如这回的大战时候，欧洲的作家做了些什么事，就会懂得的罢。最近三四年来，以艺术底作品而论，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伟大的何物。这就因为他们都用笔代了剑去了。为了旧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外面地，那生活的根柢将受危险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便蹶起而为鼓舞人心，或者为宣传执笔。英国的作家，是向来和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大有关系的，可以不待言。而比利时的默退林克（M。Maeterlinck）和惠尔哈连（E。Verhaeren），这回也如此。尤其是后者的绝笔《战争的赤翼》（LesAilesRougesdelaGuorre），则是这诗人的祖国为德兵的铁骑所**时候的悲愤的绝叫也。在法兰西，则孚尔（P。Fort）的美艳的小诗已倏然变了爱国的悲壮调，喀莱革（FernandGregh）的诗集成为《悲痛的王冠》（LaeDouloureuse），此外无论是巴泰游（H。Bataille），是克罗兑尔（P。Claudel），是旧派的人们，是新派的人们，无不一起为祖国叫喊，将法兰西当作颓唐的国度，性急地就想吊其文化的末路的那些德国心醉论者流，只要看见这些文艺作品上的生命力的显现，就会知道法兰西所得的最后的战胜，决非无故的罢。

我在上文曾说以笔代剑，但在这回的大战中，就照字面实做的文学者也很多。有如英国的勃禄克（RupertBrooke）毙于大达耐尔（Dardanelles）的征途，法兰西新诗坛的首选伾基（Ch。Péguy）殇于玛仑（Marne）的大战，就是最著的例。还有，这是日本的新闻纸上也常常报告，读者现在还很记得的罢，听到了意大利的但农契阿（G。D’Annunzio）在飞机上负了伤的话，人们究竟作何感想呢？对于蒸在温室里面似的，带着浓厚的颓唐底色彩的这作家的小说，一概嘲为不健全的人们，敢请再将在艺术生活的根底里的严肃悲壮的生命活动，努力之类的事，略为想一想罢。但农契阿这人，无论从怎样的意义上看，总是现存的最华美的romanticist，享乐主义者。倘不是真实地热爱人生，享乐人生者，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举动来？

五　艺术生活

以观照享乐为根柢的艺术生活，是要感得一切，赏味一切的生活。是要在自己和对象之间，始终看出纯真的生命的共感来，而使一切事物俱活，又就如活着照样地来看它的态度。美学上所谓感情移入（Einführung）的学说，毕竟也就是指这心境的罢。

并非道理，也并非法则，即以自己的生命本身，真确地来看自然人生的事象，这里就发生感兴，也生出趣味来。进了所谓物心一如之境，自己就和那对境合而为一了。将自己本身移进对境之中，同时又将对境这东西消融在自己里。这就是指绝去了彼我之域，真是浑融冥合了的心境而言。以这样的态度来观物的时候，则虽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报纸上的社会新闻，也都可以看作暗示无限，宣示人生的奥妙的有意义的实在。借了诗人勃来克（W。Blake）的话来说，则“一粒沙中见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握住无限在你的手掌中，而永劫则在一瞬”云者，就是这艺术生活。

我本很愿意将这论做下去，来讲一切史艺，都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但在这里，现在也不想提出如此麻烦的议论来。我觉得拿出教室的讲义似的东西，来烦恼正以兴味读着的读者，是过于莽撞的事，我还是将上文说过的那些，再来稍为平易地另讲一遍罢。

过着近日那样匆忙繁剧的日常生活的人们，单是在事物的表面滑过去。这就因为已没有足以宁静地来思索赏味的生命力的余裕了的缘故。虽然用了眼睛看，而没有照在心的底里看，耳朵里是听到的，但没有达到胸中。懒散，肤浅，真爱人生而加以赏味的生活，快要没有了。于是一遇到什么事，便用了现成的法则，或者谁都能想到的道理和常识之类，来判断了就完事。换了话说，就是完全将事象和自己拉远，绝不想将这收进到自己的体验的世界里去。人生五十年，纵使大规模地做事，岂非也全然是一种醉生梦死么？

我用了极浅近的譬喻来说罢。食物这东西，那诚然是为了人体的荣养而吃的。但这果真是食物之所以为食物的意义的全部么？倘使饮食的理由，单在卵白质若干，小粉若干，由此发出几百加罗利的热，则所谓食物者，不过在劳动运转以养妻子的一种机器上所注的油而已。然而人类既然是人类而非机器，则必须到了感得食物，即味得食物的地方，这才生出“完全地将这吃过了”这一个真意义。倘单是剌剌促促地，急急忙忙地，象吞咽辨当饭（译者注：须在外自食者置器具中随身携带的饭菜）似的吃法，则即使肚子会鼓起，而食物却毫不成为自己的生活内容，所谓“不切身”的。凡是忙到不顾及味识人生的艺术生活，即观照享乐的今人的生活，我就称之为这辨当肚。

我从这下等的譬喻再进一步说罢。为了要最完全最深邃地享乐食物，即不可不竭力地使其人的味觉锐敏，健康旺盛起来。如果是半病人，正嚷着那个好，这个不好，不消化的东西是严禁的，医生指定的食品之外，乱吃了就不行之类，则无论给他吃什么，又怎么能够懂得真的味道呢？而且味觉一锐敏，即不消说，也就会寻出别人所不能赏味的味道来。凡是不为道德和法律所拘囚，竭力来锐敏自己的感性，而在别人以为不可口的东西里，也能寻出新味的人生的享乐者，我以为就是这味觉锐利的健康的人，就是象爱食物一样，爱着人生的人。

我用了“爱人生”这话的时候，读者中也许有人要指摘，说是文学者中很不少憎人者和厌生家罢。然而倘非真爱，就也不会憎，也不会厌的。因为所谓“可爱不胜，可憎百倍，”憎者，不过就是爱的一种变态。倘在自以为现世不值半文钱，将人生敷衍过去，以冷冷淡淡地如观路人的态度，来对人生一切现象的人们，或者只被动于外部的要求，机器似的转动着的肤浅的人们，又怎么会有厌生，怎么会有憎人呢？

近来，略学了一点学问的人们，每喜欢说“科学底”呀，“研究底态度”呀之类的话。诚然，这是体面的可贵的事呵。然而研究者，乃是要“知”的努力，和享乐是别问题的。不消说，“知”来协助“味”的时候自然也很多。但以智识而论，则一无所知的孩子，却对于成人所没有味得的各样东西觉得有趣，在那里看出感兴。诗人渥特渥思（orth）时时追怀着自己幼时的自然美感，即从这意义而来的。而同时也有和这完全正相反，虽然很知道，却毫不加以味识的人们。例如通世故达人情的人们里面，丝毫没有味到人生的就很多。又在深邃地研究事物而知道着的学者中间，甚至于全然欠缺着味识事物的能力的也不少。这就因为作为智识而存立了，却未能达到味得，感得，享乐那对象的缘故。也就因为还没有将这消融在自己的生活内容之中，将自己的生命嘘进对象里去，使有生命而观照它的缘故。见了那现使满都的子女无不陶醉的樱花，加以研究的科学家，说，花者，树木的生殖机关也。作为智识，而知道花蕊和花粉的作用，那诚然是可贵的事。然而对了烂缦万朵的樱花，如果单以这研究底态度相终始，竟有什么看花的意思呢？倒不如不知花为何物，而陶醉于花的田夫野人，却是为人的真正的生活法了。倒不如对着山樱，说道“人问敷岛大和心”那样全然不合常识，也不合道理的话的人，却是真要使人得生活的态度了。（译者注：“人问敷岛大和心，是朝暾下散馥的山樱。”是日本最通行的歌，矶城岛之作。“敷岛大和心”犹言日本精神。）对于这，一定以为非作“朝暾下发香的**”观即属不真的科学者，我以为这才实在可悯哩。（对于文学上所谓真和科学家所说的真的关系，在后面《艺术的表现》里已经说了大概。）

借了勃朗宁的诗的意思来说，则“味”的事，就是“活”的事。“知”的里面，并不含有“totastelife”的意义。为要深味，自然应该深知。我们正因为要味识，所以要知道的。

读小说和看演剧，本不是风流，也不是娱乐。因为俗物们将这弄成风流，当作娱乐了，所以也就会不健全，也会有害。借了天才的特异的表现力，将我们钝眼所看不见的自然人生的形相，活着照样地示给我们，因此在文艺的作品上，就生出重大的生活上的意义来。所谓“无用之书也能有用”的就是。

愈是想，即愈觉近来日本人的生活和艺术相去太远了。五十年来，急急忙忙地单是模仿了先进文明国的外部，想追到他，将全力都用尽了，所以一切都成了浮滑而且肤浅。没有深，也没有奥，没有将事物来宁静地思索和赏味的余裕。说是米贵了，嚷着；说道普通选举呀，闹起来。哪，democracy呵；哪，劳动问题呵；人种差别撤废呵；这样那样呵；那漫然胡闹的样子，简直象是生了歇斯迭里病的女人。而彼一时，此一时，因为在根本上，并没有深切宁静地来思索事物的思想生活这东西的，所以没有什么事，一切都是空扰攘。虽然发了嘶声，发病似的叫喊，但那声音的底里没有力，没有强，也没有深，空洞之音而已。从这样不充实的生活里，是决不会生出大艺术来的。

人们每将美国人的生活评为杀风景，评为浅薄的乐天主义。那诚然是确实不虚的罢。然而美国人有黄金，有宗教。日本人有什么呢？日本人没有美国人那么多的钱，也没有宗教的力。物质底和精神底两方面，日本人比起美国人来，生活更加贫弱，更加空虚。他们美国人，总之不就用了那一点国力，在现在各方面，使全世界都在美国化（ameriize）么？在文学上，最近的美国也已经要脱离英吉利文学的传统，生了苓特希（Vadsay），出了弗罗斯德（RobertFrost）；便是好个顽固的英吉利文坛的批评家，不也给玛思泰士（EdgarLeeMasters）的新声吃了惊么？回顾日本则如何？演剧入了穷途了，新的路至今没有寻出。至于诗歌，就几乎灭亡，全从文坛上消声匿迹了。说起文艺批评来，便是短评或者捷评，说道“丰满的描写”呀，“温柔的笔法”呀之类，简直是棉袄或是垫子的品评似的一定章法。这也无怪，近来即使做了长长的文艺评论，谁也不见得肯象读普通选举论和劳动问题论那样地注意来读它。于是文坛就成为只仗着小说——这也只仗着几个只做短篇的作家，艰难地保着余喘的模样。这是怎么可虑的事呵！

宗教并不是称为“和尚”的一种专门家的职务，各人都该有宗教生活。还有，倘使政治还属于称为“政治家”这一种专门家的职务的时候，则真的democracy即不发达；不是各人都对于政治问题有兴味，无论如何总不会好的。和那些正一样，文艺也决非文艺家的专门职务，倘没有各人各个的艺术生活，即不会真生出大的民众艺术来。在各人，在民众全体，那根本上如果都有出色的充实了的内生活，则从这里，就会发生宗教信念罢，政治也会被革新罢；而且伟大的新兴艺术也会从这里起来，给民众和时代的文化，戴上光荣的王冠罢。在这样的意义上，日本人现在岂不是还有将自己的生活稍稍反省，加以改造的必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