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小说网

卷末 稗边小缀 纂（第2页）

《古岳渎经》出《广记》四百六十七，题为《李汤》，注云出《戎幕闲谈》，《戎幕闲谈》乃韦绚作，而此篇是公佐之笔甚明。元陶宗仪《辍耕录》三十云：“东坡《濠州涂山》诗‘川锁支祁水尚浑”注，‘程演曰：《异闻集》载《古岳渎经》：禹治水，至桐柏山，获淮涡水神，名曰巫支祁。’”其出处及篇名皆具，今即据以改题，且正《广记》所注之误。经盖公佐拟作，而当时已被其淆惑。李肇《国史补》上即云：“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史李汤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祁。”验今本《山海经》无此语，亦不似逸文。肇殆为公佐此作所误，又误记书名耳。且亦非公佐据《山海经》逸文，以造《岳渎经》也。至明，遂有人径收之《古逸书》中。胡应鳞《笔丛》三十二亦有说，以为“盖即六朝人踵《山海经》体而赝作者。或唐人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渎》可见。以其说颇诡异，故后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隐括集中，总之以文为戏耳。罗泌《路史》辩有《无之祁》；世又讹禹事为泗州大圣，皆可笑。”所引文亦与《广记》殊有异同：禹理水作禹治淮水；走雷作迅雷；石号作水号；五伯作土伯；搜命作授命；千作等山；白首作白面；奔轻二字无；闻字无；章律作童律，下重有童律二字；鸟木由作乌木由，下亦重有三字；庚辰下亦重有庚辰字；桓下有胡字；聚作丛；以数千载作以千数；大索作大械；末四字无。颇较顺利可诵识。然未审元瑞所据者为善本，抑但以意更定也，故不据改。

朱熹《楚辞辩证》下云：“《天问》，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祁，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依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是宋时先讹禹为僧伽。王象之《舆地纪胜》四十四淮南东路盱眙军云：“水母洞在龟山寺，俗传泗州僧伽降水母于此。”则复讹巫支祁为水母。褚人获《坚瓠续集》二云：“《水经》载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见。形一猕猴，爪地成水。禹命庚辰执之。遂锁于龟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过龟山，令力士起而视之。因拽铁索盈两舟，两千人拔之起。仅一老猿，毛长盖体，大吼一声，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无他患。”是又讹此文为《水经》，且坚嫁李汤事于明太祖矣。

《南柯太守传》出《广记》四百七十五，题《淳于棼》，注云出《异闻录》。传是贞元十八年作，李肇为之赞，即缀篇末。而元和中肇作《国史补》乃云“近代有造谤而著者，《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有乐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记名。皆文之妖也。”卷下约越十年，遂诋之至此，亦可异矣。《棼》事亦颇流传，宋时，扬州已有南柯太守墓，见《舆地纪胜》三十七淮南东路引《广陵行录》。明汤显祖据以作《南柯记》，遂益广传至今。

《庐江冯媪传》出《广记》三百四十三，注云出《异闻传》。事极简略，与公佐他文不类。然以其可考见作者踪迹，聊复存之。《广记》旧题无传字，今加。

《谢小娥传》出《广记》四百九十一，题李公佐撰。不著所从出，或尝单行欤，然史志皆不载。唐李复言作《续玄怪录》，亦详载此事，盖当时已为人所艳称。至宋，遂稍讹异，《舆地纪胜》三十四江南西路记临江军人物，有谢小娥，云：“父自广州部金银纲，携家入京，舟过霸滩，遇盗，全家遇害。小娥溺水，不死，行乞于市。后佣于盐商李氏家，见其所用酒器，皆其父物，始悟向盗乃李也。心衔之，乃置刀藏之，一夕，李生置酒，举室酣醉。娥尽杀其家人，而闻于官。事闻诸朝，特命以官。娥不愿，曰：‘已报父仇，他无所事，求小庵修道。’朝廷乃建尼寺，使居之，今金池坊尼寺是也。”事迹与此传似是而非，且列之李邈与傅雱之间，殆已以小娥为北宋末人矣。明凌蒙初作通俗小说《拍案惊奇》十九，则据

《广记》。

贞元十一年，太原白行简作《李娃传》，亦应李公佐之命也。是公佐不特自制传奇，且亦促侪辈作之矣。《传》今在《广记》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出《异闻集》。元右君宝作《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薛近衮作《绣襦记》，皆本此。胡应麟《笔丛》四十一论之曰：“娃晚收李子，仅足赎其弃背之罪，传者亟称其贤，大可哂也。”以《春秋》决传奇狱，失之。行简字知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字退之，居易弟也。贞元末，登进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宝历二年冬，病卒。两《唐书》皆附见居易传旧一六六新一一九。有诗二十卷，今不存。传奇则尚有《三梦记》一篇，见原本《说郛》卷四。其刘幽求一事尤广传，胡应麟《笔丛》三十六又云：“《太平广记》梦类数事绵类此。此盖实录，余悉祖此假托也。”案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之《凤阳士人》，盖亦本此。

《说郛》于《三梦记》后，尚缀《纪梦》一篇，亦称行简作。而所记年月为会昌二年六月，时行简卒已十七年矣。疑伪造，或题名误也。附存以备检：

行简云：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家富于财，居光德里。其女，国色也。尝因昼寝，梦至一处，朱门大户，棨戟森然。由门而入，望其中堂，若设燕张乐之为，左右廊皆施帏幄。有紫衣吏引张氏于西廊幕次，见少女如张等辈十许人，花容绰约，钗钿照耀。既至，吏促张妆饰，诸女迭助之理泽傅粉。有顷，自外传呼：“侍郎来！”自隙间窥之，见一紫绶大官。张氏之兄尝为其小吏，识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尚书来！”又有识者，并帅王公也。逡巡，复连呼曰：“某来！”“某来！”皆郎官以上，六七个坐厅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进，金石丝竹铿，震响中署。酒酣，并州见张氏而视之，尤属意。谓曰：“汝习何艺能？”对曰：“未尝学声音。”使与之琴，辞不能。曰：“第操之！”乃抚之而成曲。予之筝，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习也。王公曰：“恐汝或遗。”乃令口受诗：“鬟梳闹扫学宫妆，独立闲庭纳夜凉。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张曰：“且归辞父母，异日复来。”忽惊啼，寤，手扪衣带，谓母曰：“尚书诗遗矣！”索笔录之。问其故，泣对以所梦，且曰：“殆将死乎？”母怒曰：“汝作魇耳。何以为辞？乃出不祥言如是。”因卧病累日。外亲有持酒肴者，又有将食昧者。女曰：“且须膏沐澡渝。”母听，良久，艳妆盛色而至。食毕，乃遍拜父母及坐客，曰：“时不留，某今往矣。”自授衾而寝。父母环伺之，俄尔遂卒。会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二十年前，读书人家之稍豁达者，偶亦教稚子诵白居易《长恨歌》。陈鸿所作传因连类而显，忆《唐诗三百首》中似即有之。而鸿之事迹颇晦，惟《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有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又《唐文粹》九十五有陈鸿《大统纪序》云：“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案当作乙酉岁，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统纪》三十卷。……七年，书始成，故绝笔于元和六年辛卯。”《文苑英华》三九二有元稹撰《授丘纾陈鸿员外郎制》，云：“朝议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国陈鸿，坚于讨论，可以事举，可虞部员外郎。”可略知其仕历。《长恨传》则有三本。一见于《文苑英华》一百九十四；明人又附刊一篇于后，云出《丽情集》及《京本大曲》，文句甚异，疑经张君房辈增改以便观览，不足据。一在《广记》四百八十六卷中，明人掇以实丛刊者皆此本，最为广传。而与《文苑》本亦颇有异同，尤甚者如“其年夏四月”至篇末一百七十二字，《广记》止作“至宪宗元和元年，盩厔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而已。自称前秀才陈鸿，为《文苑》本所无，后人亦决难臆造，岂当时固有详略两本欤，所未详也。今以《文苑英华》较不易见，故据以入录。然无诗，则以载于《白氏长庆集》者足之。

《五色线》下引陈鸿《长恨传》云：“贵妃赐浴华清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既出水，力微不胜罗绮。”今三本中均无第二三语。惟《青琐高议》七中《赵飞燕别传》有云：“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宋秦醇之所作也。盖引者偶误，非此传逸文。

本此传以作传奇者，有清洪昉思之《长生殿》，今尚广行。蜗寄居士有杂剧曰《长生殿补阙》，未见。

《东城老父传》出《广记》四百八十五。《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陈鸿《东城老父传》一卷，则曾单行。传末贾昌述开元理乱，谓“当时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亦大有叙“开元升平源”意。又记时人语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同出于陈鸿所作传，而远不如《长恨传》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为世传诵，则以无白居易为作歌之为之也。

《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二所引有《升平源》，云世以为吴兢所撰，记姚元藉借骑射邀恩，献纳十事，始奉诏作相事。司马光驳之曰：“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又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案兢，汴州浚仪人，少励志，贯知经史。魏元忠荐其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私撰《唐书》《唐春秋》，叙事简核，人以董狐目之。有传在《唐书》旧一百二新一三二。《开元升平源》《唐志》本云陈鸿作，《宋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始著吴兢《贞观政要》十卷，又《开元升平源》一卷。疑此书本不著撰人名氏，陈鸿、吴兢，并后来所题。二人于史皆有名，欲假以增重耳。今姑置之《东城老父传》之后，以从《通鉴考异》写出，故仍题兢名。

右第三分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以校书郎累仕至中书舍人，承旨学士。由工部侍郎入相，旋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兼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五年七月，卒于镇，年五十三。两《唐书》旧一六六新一七四皆有传。于文章亦负重名，自少与白居易唱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今惟《长庆集》六十卷存。《莺莺传》见《广记》四百八十八。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当时已有杨巨源李绅辈作诗以张之；至宋，则赵令畴拈以制《商调·蝶恋花》在《侯鲭录》中；金有董解元作《弦索西厢》；元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亦有《南西厢记》，周公鲁有《翻西厢记》；至清，查继佐尚有《继西厢》杂剧云。

因《莺莺传》而作之杂剧及传奇，曩惟王关本易得。今则刘氏暖红室已刊《弦索西厢》，又聚赵令畴《商调·蝶恋花》等较著之作十种为《西厢记十则》。市肆中往往而有，不难致矣。

《莺莺传》中已有红娘及欢郎等名，而张生独无名字。王楙《野客丛书》二十九云：“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元稹与李绅语其事，作《莺莺歌》。”客中无赵令畴《侯鲭录》，无从知《商调·蝶恋花》中张生是否已具名字。否则宋时当尚有小说或曲子，字张为君瑞者。漫识于此，俟有书时考之。

《周秦行纪》余所见凡三本。一在《广记》卷四百八十九；一在顾氏《文房小说》中，末一行云“宋本校行”；一附于《李卫公外集》内，是明刊本。后二本较佳，即据以互校转写，并从《广记》补正数字。三本皆题牛僧孺撰。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居宛叶间。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条指失政，鲠讦不避权贵，因不得意。后渐仕至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累贬为循州刺史。宣宗立，乃召还，为太子少师。大中二年，年六十九卒，赠太尉，谥文简。两《唐书》旧一七二新一七四皆有传。僧孺性坚僻，与李德裕交恶，各立门户，终生不解。又好作志怪，有《玄怪录》十卷，今已佚，惟辑本一卷存。而《周秦行纪》则非真出僧孺手。晁公武《郡斋读志书》十三云：“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者也。案是时有两韦瓘，皆尝为中书舍人。一年十九入关，应进士举，二十一进士状头，榜下除左拾遗，大中初任廉察桂林，寻除主客分司。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一字茂宏，京兆万年人，韦夏卿弟正卿之子也。“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见《新唐书》一六二《夏卿传》，则为作《周秦行纪》者。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云：“中有‘沈婆儿作天子’等语，所为根蒂者不浅。独怪思黯罹此巨谤，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党曲直，大都鲁、卫间。牛撰《玄怪》等录，亡只词搆李，李之徒顾作此以危之。于戏，二子者，用心睹矣！牛迄功名终，而子孙累叶贵盛。李挟高世之才，振代之绩，卒沦海岛，非忌刻忮害之报耶？辄因是书，播告夫世之工谮诉者。”乞灵于果报，殊未足以餍心。然观李德裕所作《周秦行纪论》，至欲持此一文，致僧孺于族灭，则其阴谲险狠，可是实甚。弃之者众，固其宜矣。论犹在集外集四中，移录于后：

言发于中，情见乎辞。则言辞者，志气之来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内，玩其辞而见其意矣。余尝闻太牢氏凉国李公尝呼牛僧孺为太牢。凉公名不便，故不书好奇怪其身，险易其行。以其姓应国家受命之谶，曰：“首尾三麟六十年，两角犊子恣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其或能晓一二者，必附会焉。纵司马取魏之渐，用田常有齐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党若山，不可动摇。欲有意摆撼者，皆遭诬坐，莫不侧目结舌，事具史官刘轲《日历》。余得太牢《周秦行纪》，反覆睹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儿”，以代宗皇后为“沈”，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故贮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书，力未胜而罢。余读国史，见开元中，御史汝南、子谅弹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图谶。虽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数。自裴晋国与余凉国名不便彭原程赵郡绅诸从兄，嫉太牢如仇，颇类余志。非怀私忿，盖恶其应谶也。太牢作镇襄州日，判复州刺史乐坤《贺武宗监国状》曰：“闲事不足为贺。”则恃姓敢如此耶！会余复知政事，将欲发觉，未有由。值平昭义，得与刘从谏交结书，因窜逐之。嗟乎，为人臣阴怀逆节，不独人得诛之，鬼得诛矣。凡与太牢胶固，未尝不是薄流无赖辈，以相表里。意太牢有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爱憎，故明此论，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罢。岂非王者不死乎？遗祸胎于国，亦余大罪也。倘同余志，继而为政，宜为君除患。历既有数，意非偶然，若不在当代，必在于子孙。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嘻！余致君之道，分隔于明时。嫉恶之心，敢辜于早岁？因援毫而摅宿愤。亦书《行纪》之迹于后。

论中所举刘轲，亦李德裕党。《日历》具称《牛羊日历》，牛羊，谓牛僧孺、杨虞卿也，甚毁此二人。书久佚，今有辑本，缪荃荪刻之《藕香零拾》中。又有皇甫松，著《续牛羊日历》，亦久佚。《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引一则，于《周秦行纪》外，且痛诋其家世，今节录之：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无检。乡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绝矣，及贵，请以出母追赠。礼云：“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又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是夏侯铭所谓“魂而有知，前夫不纳于幽壤，殁而可作，后夫必诉于玄穹”。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上罔圣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识者乎？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真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

盖李之攻牛，要领在姓应图谶，心非人臣，而《周秦行纪》之称德宗为“沈婆儿”，尤所以证成其罪。故李德裕既附之论后，皇甫松《续历》亦严斥之。今李氏《穷愁志》虽尚存《李文饶外集》卷一至四，即此，读者盖寡；牛氏《玄怪录》亦早佚，仅得后人为之辑存。独此篇乃屡刻于丛书中，使世间由是更知僧孺名氏。时世既迁，怨亲俱泯，后之结果，盖往往非当时所及料也。

李贺《歌诗编》一有《送沈亚之歌》，序言元和七年送其下第归吴江，故诗谓“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紫丝竹断骢马小，家住钱塘东复东”。中复云“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携笈归江重入门，劳劳谁是怜君者”也。然《唐书》已不详亚之行事，仅于《文苑传序》一举其名。幸《沈下贤集》迄今尚存，并考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犹能知其概略。亚之字下贤，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及第，历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太和初，为德州行营使者柏耆判官。耆贬，亚之亦谪南康尉；终郢州掾。其集本九卷，今有十二卷，盖后人所加。中有传奇三篇。亦并见《太平广记》，皆注云出《异闻集》，字句往往与集不同。今者据本集录之。

《湘中怨辞》出《沈下贤集》卷二。《广记》在二百九十八，题曰《太学郑生》，无序及篇末“元和十三年”以下三十六字。文句亦大有异，殆陈翰编《异闻集》时之所删改欤。然大抵本集为胜。其“遂我”作“逐我”，则似《广记》佳。惟亚之好作涩体，今亦无以决之。故异同虽多，悉不复道。

《异梦录》见集卷三。唐谷神子已取以入《博异志》。《广记》则在二百八十二，题曰《邢凤》，较集本少二十余字，王炎作王生。炎为王播弟，亦能诗，不测《异闻集》何为没其名也。《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希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校改数字。同是十二卷本《沈集》，而字句复颇有异同，莫知孰是。如王炎诗“择水葬金钗”，惟小草斋本如此，他本皆作“择土”。顾亦难遽定“择水”为误。此类甚多，今亦不备举。印本已渐广行，易于入手，求详者自可就原书比勘耳。

梦中见舞弓弯，亦见于唐时他种小说。段成式《酉阳杂俎》十四云：“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其歌与《异梦录》者略同，盖即由此曼衍。宋乐史撰《杨太真外传》，卷上注中记杨国忠卧睹屏上诸女下床自称名，且歌舞。其中有“楚宫弓腰”，则又由《酉阳杂俎》所记而传讹。凡小说流传，大率渐广渐变，而推究本始，其实一也。

《秦梦记》见集卷二，及《广记》二百八十二，题曰《沈亚之》，异同不多。“击髀舞”当作“击髆舞”，“追酒”当作“置酒”，各本俱误。“如今日”之“今”字，疑衍，小草斋本有，他本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