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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第七卷 致许广平书信集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九年 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第5页）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

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

我自己是不会做作诗的，只是意见如此。编辑者对于投稿，照例不加批评，现遵来信所嘱，妄说几句，但如投稿者并未要知道我的意见，仍希不必告知。

迅　六月二十八日

十五

广平兄：

昨夜，或者今天早上，记得寄上一封信，大概总该先到了。刚才得二十八日函，必须写几句回答，便是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大约也许听了“某籍”小姐的什么谣言了罢，辟谣之举，是不可以已的。

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且夫不佞年届半百，位居讲师，难道还会连喝酒多少的主见也没有，至于被小娃儿所激么？！这是决不会的。

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止有一回半，决不会如此平和。

然而“某籍”小姐为粉饰自己的逃走起见，一定将不知从那里拾来的故事（也许就从“太师母”那里得来的）加以演义，以致小鬼也不免吓得赔罪不已了罢。但是，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我自己知道，那天毫没有醉，更何至于胡涂，击“房东”之拳，吓而去之的事，全都记得的。

所以，此后不准再来道歉，否则，我“学笈单洋，教鞭17载”，要发杨荫榆式的宣言以传布小姐们胆怯之罪状了。看你们还敢逞能么？

来稿有过火处，或者须改一点。其中的有些话，大约是为反对往执政府请愿而说的罢。总之，这回以打学生手心之马良为总指挥，就可笑。

《莽原》第十期，与《京报》同时罢工了。发稿是星期三，当时并未想到要停刊，所以并将目录在别的周刊上登载了。现在正在交涉，要他们补印，还没有头绪；倘不能补，则旧稿须在本星期五出版。

迅。六，二九，晚。

十六

广平仁兄大人阁下，敬启者：

前蒙投赠之大作，就要登出来，而我或将被作者暗暗咒骂。因为我连题目也已经改换，而所以改换之故，则因为原题太觉怕人故也。收束处太没有力量，所以添了几句，想来也未必与尊意背驰；但总而言之：殊为专擅。尚希曲予海涵，免施贵骂，勿露“勃谿”之技暂羁“害马”之才，仍复源源投稿，以光敝报，不胜侥幸之至！至于大作之所以常被登载者，实在因为《莽原》有些闹饥荒之故也。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所以倘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夫岂“骗小孩”云乎哉！又，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编的报上，也许比较的易于登出，此则颇有“骗小孩”之嫌疑者也。但若做得稍久，该有更进步之成绩，而偏又偷懒有敷衍之意，则我要加以猛烈之打击：小些罢！

肃此布达，敬请

“好说话的”安！

“老师”谨训。七月九日。

报言“章士钉”将辞屈映光继之，此即浙江有名之“兄弟素不吃饭”人物也，与“士钉”盖伯仲之间，或且不及所以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无论怎样游行示威。

（其间当缺往来信札约共五六封。）

十七

广平兄：

在好看的天亮还未到来之前，再看了一遍大作，我以为还不如不发表。这类题目，其实，在现在，是只能我做的因为大概要受攻击。然而我不要紧，一则我自有还击的方法；二则现在做“文学家”似乎有些做厌了，仿佛要变成机械所以倒很愿意从所谓“文坛”上摔下来。至于如诸君之雪花膏派则究属“嫩”之一流，犯不上以一篇文章而招得攻击或误解，终至于“泣下沾襟”

那上半篇，倘在小说，或回忆的文章里，固然毫不足奇，但在论文中，而给现在的中国读者看，却还太直白，至于下半篇，则实在有点迂。我在那篇文章里本来说：这种骂法，是“卑劣”的。而你却还硬诬赖我“引以为荣”真是可恶透了。

其实，对于满抱着传统思想的人们也还大可以这样骂。看目下有些批评文字，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而骨子里却还是“他妈的”思想，对于这样批评的批评，倒不如直捷爽快的骂出来，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人我均属合适。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仍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为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时，对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现在用“他妈的”来骂那些背着祖宗的木主以自傲的人们，夫岂太过也欤哉？

天只管下雨，绣花衫不知如何？放晴的时候，赶紧嗮罢，千切千切！

迅。七月二十九，或三十，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