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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第七卷 致许广平书信集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九年 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第2页)

鲁迅 三月二十三日

广平兄:

现在才有写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写回信。那一回演剧时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实与剧的好坏无关,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那天观众似乎不少,筹款的目的,该可以达到一点了罢。好在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批评家,鉴赏家,给看那样的戏剧,已经尽够了,严格的说起来,则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去的。

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但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要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虽至小事,亦复如是,即如《现代评论》上的“一个女读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语,总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许不确。世上的鬼蜮是多极了。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雅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

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投稿到报馆里,是碰运气的,一者编辑先生总有些胡涂,二者投稿一多,确也使人头昏眼花。我近来常看稿子,不但没有空闲,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后想不再给人看,但除了几个熟识的人们。你投稿虽不写什么“女士”,我写信也改称为“兄”,但看那文章,总带些女性。我虽然没有细研究过,但大略看来,似乎“女士”的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与“男士”不同,所以写在纸上,一见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三月三十一日

广平兄:

我先前收到五个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学校里又有些事情,但并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从学生方面的信中,猜测一点。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所以我疑心薜先生辞职的意思,恐怕还在先,现在不过借题发挥,自以为去得格外好看。其实“声势汹汹”的罪状,未免太不切实,即使如此,也没有辞职的必要的。如果自己要辞职而必须牵连几个学生,我觉得这办法有些恶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内中的情形,要之,那普通所想得到的,总无非是“用阴谋”与“装死”,学生都不易应付的。现在已没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谓罪状不过是“声势汹汹”,则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一回反驳的信,已经可以了。此后只能平心静气,再看后来,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

这回演剧,每人分到二十余元,我以为结果并不算坏,前年世界语学校演剧筹款,却赔了几十元。但这几个钱,自然不够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其实现在何必旅行,江浙的教育,表面上虽说发达,内情何尝佳,只要看母校,即可以推知其他一切。不如买点心,一日吃一元,反有

实益。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象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关起门来长吁短叹”,自然是太气闷了,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恐怕也不过聊以**而已。所以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

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唉,呀,哟,……”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出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

《猛进》昨已送上五期,想已收到。此后如不被禁止,我当寄上,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份。

鲁迅 四月八日

□□女士的举动似乎不很好,听说她办报章时,到加拉罕那里去募捐,说如果不给,她就要对于俄国说坏话云云。

广平兄:

有许多话,那天本可以口头答复,但我这里从早到夜,总有几个各样的客在座,所以只能论天气之好坏,风之大小。因为虽是平常的话,但偶然听了一段,即容易莫名其妙,由此造出谣言,所以还不如仍旧写回信。

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此实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可耳。

来信所说的意见,我实在也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假使接连而起,自然就好得多,但怕没有这许多人;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罢。

“无处不是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四个和……)”,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但其间自然免不了“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四个并……)”,可是只好便与这“苦闷……”反抗。这虽然近于劝人耐心做奴隶,而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

我有时以为“宣传”是无效的,但细想起来,也不尽然。革命之前,第一个牺牲者我记得是史坚如,现在人们都不大知道了,在广东一定是记得的人较多罢,此后接连的有好几人,而爆发却在湖北,还是宣传的功劳。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前天仿佛听说《猛进》终于没有定妥,后来因为别的话岔开,不说下去了。如未定,便中可见告,当寄上。我虽说忙,其实也不过“口头禅”,每日常有闲坐及讲空话的时候,写一个信面,尚非大难事也。

鲁迅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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