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和黄节一样当吏典的有二十多人,他们为了维护吏典同行的面子,一起跪下来向县官求情,请求县官严加审讯。县官听了,又对李三重刑拷打。李三实在承受不住,只好屈打成招:“因为我家里没有儿子,看到黄节的妻子抱着儿子,就把她杀了,把孩子偷了回来。如今被抓,我甘愿受死。”县官又问:“尸体在哪里?”李三说:“我怕被人发现,扔到江里去了。”
县官记录下口供,取了供状,给李三定了罪名,关进死囚牢里,还吩咐当案孔目撰写招状,等文卷完成,就押解到府里定罪。孔目因为和黄节是同行,在写李三的案情时,故意做得没有一点漏洞。当时是绍兴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文卷完成后,从狱中提出李三准备押解到府里。李三作为杀人重犯,脚上戴着镣铐,脖子上套着木枷,跪在堂下,等着点名出发。
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李三身上的枷锁竟然全部脱落。一声霹雳响过,掌案的孔目被雷劈死在堂上,二十多个吏典头上的帽子,也都被狂风卷走。县官吓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让人检验孔目的尸体,发现他背上有朱红色写的“李三狱冤”四个篆字。县官赶忙问李三,李三却呆呆地站着,好像丢了魂一样,听到呼唤才反应过来。县官问:“你身上的枷锁,刚才是怎么解开的?”李三说:“小人眼前一片昏黑,就像在梦里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晓得身上的枷锁是怎么脱落的。”县官这才明白此事必有冤情,又问:“你之前捡到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三说:“真的是不知道是谁把孩子丢在草地上,孩子在那里哭,我不忍心,就抱回了家。至于黄节夫妻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那些都是我受刑不过,被迫招认的。”县官又惊又悔地说:“现在看来,果然冤枉你了。”于是当场释放了李三,让黄节和差役另外去寻找李四娘的下落。后来,终于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李四娘,这才知道,世间的事情,往往在似是而非之间就冤枉了好人。如果不是雷神显灵,李三几乎没有辩白的机会。
如今再说说本朝的一个人,也是因为妻子跟人跑了,冤枉了一个常有往来的邻居,差点把人害死,后来真相大白,和大庾县这件事有些相似。且听我慢慢道来。
美好的约会意外泄露,好事却错误地牵连他人。人们只懂得从表面情况去推断,却不知道事情背后还有其他隐情。
话说北直隶张家湾有个居民叫徐德,他在城上当长班。徐德的妻子莫大姐,容貌出众,而且喜欢喝酒,喝醉后就喜欢和男子调笑,言语之间尽是勾搭之意。邻居中有个杨二郎,也是个风流之人,整天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营生。他和莫大姐整日互相调情,你情我愿,很快就有了不正当关系,这件事外人都知道。虽然莫大姐平日里也和其他一两个男子有往来,但都不如和杨二郎感情好。而且徐德经常在衙门里忙公事,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在家,这就更方便杨二郎和莫大姐相处,两人几乎就像夫妻一样过日子。
后来徐德的生活渐渐宽裕起来,就在衙门里找了个替身,不用每天都去上班。他在家休息的时候,慢慢发现了杨二郎和莫大姐之间的暧昧关系。他又仔细向邻里街坊打听,也听到了不少风言风语。一天,徐德对莫大姐说:“我们辛辛苦苦半辈子,好不容易能过上安稳日子,也得注意点脸面,别让外人笑话。”莫大姐问:“有什么笑话?”徐德说:“钟不敲不响,鼓不打不鸣,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的那些事,外面谁不知道?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我就希望你以后收敛些。”
莫大姐被丈夫说中了隐秘之事,虽然故作娇嗔,说了几句掩饰的话,但她心里也明白,自己平时做得太过分,实在瞒不下去了,也不好再强行辩解。她暗自思量:“我和杨二郎感情深厚,就像夫妻一样,一时一刻都不想分开。现在被丈夫发现了,以后肯定会严加防备,这可怎么是好?不如和他商量,卷些家里的钱财,一起逃到别的地方,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样多好!”这个想法就此藏在了她心里。
有一天,莫大姐见徐德出门了,就约杨二郎来商量这件事。杨二郎说:“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牵挂,大姐愿意和我走,随时都能走。只是到了外地,得有点本钱,才能维持生活。”莫大姐说:“我把家里的贵重东西都卷走,还怕过不了日子?等安顿下来,再慢慢想办法谋生。”杨二郎说:“这样就太好了。你先收拾东西,找个合适的机会,我们再商量具体怎么走,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莫大姐说:“我知道了。等我找个机会,选个日子,悄悄告诉你,你可别把这事说出去。”杨二郎答应道:“放心吧,我知道。”两人又偷偷相聚了一会儿,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才分开。
徐德回家没几天,就察觉到莫大姐神情恍惚、心不在焉。他又打听到杨二郎仍在暗中与莫大姐往来,心中愤恨不已,咬牙切齿道:“等我哪天撞见他们,非把那小子砍成两段不可!”莫大姐得知丈夫的狠话后,赶忙托人给杨二郎捎信,叮嘱他近期千万别在徐家附近露面。从那以后,杨二郎不敢再靠近徐家,而莫大姐却整日心心念念,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与杨二郎远走高飞,对徐家早已没了留恋,只觉得丈夫是横在眼前的“眼中钉”。
大凡女人一旦心思野了,整个人就会变得七颠八倒,常常痴痴呆呆、没头没脑,说话做事也颠三倒四。更何况杨二郎不能再来相见,莫大姐满脑子都是他,思念得都快痴傻了。她实在烦闷难耐,便跟丈夫说,要和两三个邻舍妇女一起去岳庙上香。徐德明知妻子品行不端,本不该放她出门,但他生性直爽,心想:“这段时间管得太严,看她整天恍恍惚惚,别真憋出病来,就让她出去散散心吧。”按照北方的风俗,女人出门办事,男子通常各有事务,不太会陪同。于是,莫大姐带着一群女伴,拿着纸钱、供品,坐着轿子,热热闹闹地出门了。可她这一去,却引发了一系列事端——闺中的不安分女子,竟落入风月场所;枕边的情人,险些沦为牢狱之鬼。只有等真相大白,才能洗清冤屈。
且说齐化门外有个狡猾的男子,名叫郁盛。他生性好色,心思诡诈,专门干些不守本分的勾当,时常勾搭良家妇女,还爱占人便宜,净做些昧良心的事。他和莫大姐是表亲,平日里往来频繁,彼此都有些暧昧的心思,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亲近。郁盛心里总觉得这是件遗憾事,时常惦记着。
一天,郁盛在自家门口闲逛,只见几乘女轿从面前经过。他好奇地探头张望轿中的女眷,正巧透过轿帘缝隙,认出了徐家的莫大姐。他看到轿上挂着纸钱,猜到是去岳庙上香,又瞧见有人挑着食盒,知道是女眷们外出游玩聚餐。郁盛暗自盘算:“我要是跟着她们去,顶多凑个热闹,白白饱饱眼福,没啥实际好处。而且还有其他女眷在场,就算想套近乎也多有不便。不如我准备些酒菜,等莫大姐回来。我们是亲戚,邀请她进来吃顿便饭,没人会说闲话。莫大姐又向来贪杯,性情豪爽,肯定不会推辞。到时候借着酒兴和她拉近关系,不怕事情不成。好主意,就这么办!”
想到这儿,郁盛立刻跑到热闹的街市,挑选各种可口的鱼肉菜肴、坚果鲜果,买了一大堆,回家精心准备起来。正所谓:准备好了诱人的香饵,就等着大鱼上钩。
再说莫大姐和女伴们到岳庙烧完香,便四处游玩。她们选了片风景好的空地,摆开酒菜,开始聚餐。其他女眷酒量一般,大多只喝几杯就放下酒杯,知道莫大姐酒量好,便纷纷劝她多喝几杯。莫大姐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带来的酒很快就被她喝光,此时的她已有七八分醉意。
天色渐晚,众人收拾好东西上轿返程。当轿子行至郁盛家门口时,郁盛眼尖,赶忙跑到轿前行礼,热情地说道:“这是我家,大姐路上口渴了吧?快进屋喝杯茶歇歇脚。”莫大姐醉眼朦胧,认出郁盛是表亲,又因平日里两人就常有调笑,便连忙叫停轿子,走出轿门向郁盛行礼道:“原来哥哥住在这里。”郁盛满脸堆笑,说道:“快请大姐进屋坐坐。”
莫大姐带着醉意,脚步踉跄地跟着郁盛进了门。其他女眷的轿子见徐家轿子被亲戚留下,便先行离去,徐家的轿夫则在门口等候。莫大姐一进屋,就看到一间房里摆满了丰盛的酒菜。她惊讶道:“哥哥何必这么破费?”郁盛笑着说:“难得大姐路过,准备些薄酒,略表心意罢了。”
郁盛早有打算,故意不叫旁人作陪,亲自斟酒,极尽殷勤地劝莫大姐喝酒。正所谓:茶是促成好事的帮手,酒是引发情感的媒介。莫大姐本就已有醉意,架不住郁盛再三相劝,又多喝了不少。酒劲上来后,她眼神迷离,言语间也开始透露暧昧之意。郁盛顺势挨着她坐下,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酒,气氛愈发暧昧。
酒意上头,莫大姐渐渐放松了警惕,言语间满是对“心上人”的思念。她错把郁盛认成了杨二郎,迷迷糊糊中,将和杨二郎计划私奔的事全说了出来。郁盛得知这个秘密后,心中暗喜,决定将错就错。他盘算着雇好船只,等到约定的日子,把莫大姐带走。随后,郁盛安排好一切,只等秋分之日到来,实施他的计划。
莫大姐回到家后,第二天因宿醉病了一整天。前一天在郁盛家发生的事情,她就像在梦里一样,大多记不太清楚了,只隐隐约约记得和人约定好了日子,便开始收拾行李,满心期待着离开。她哪里知道,虽然曾和杨二郎提起过私奔的想法,但两人并没有仔细商量具体细节,杨二郎也没为此做任何准备。
到了秋分那天晚上,二更时分,莫大姐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约定的信号。突然,她听到外面传来拍手声,以为是杨二郎来了,赶忙也拍手回应,然后开门出去。在黑暗中,她看到一个人正在拍手,便认定是杨二郎。她急忙转身回屋,将衣箱行李一件件递出去,那人接过东西,放到了船上。莫大姐担心被人发现,没敢点灯,熄灭了房中的灯,虚锁上门,摸黑走了出去。那人扶她上了船,船便飞快地离开了。
船行驶过程中,两人都压低声音说话,加上当时心慌意乱,莫大姐一心以为身边的人是杨二郎,也没仔细辨认。莫大姐忙乱了一整天,上了船后才稍微安心,疲惫感袭来,也没做其他事,只说了几句话,那人也没怎么回应。她放倒身子,和衣便沉沉睡去。
等到天亮,船已经到了潞河,离家已有一百多里。莫大姐睁开眼,看清舱里同坐的人,竟然不是杨二郎,而是齐化门外的郁盛。她大吃一惊,问道:“怎么会是你?”郁盛笑着说:“那天大姐从岳庙回来,到我家小坐喝酒,承蒙大姐垂青。是大姐亲口和我定下的约定,怎么反倒吃惊了?”
莫大姐愣了一会儿,仔细回想,才想起前日在郁盛家喝酒,酒后发生的种种。她这才明白,当时错把郁盛认成了杨二郎,还把和杨二郎私奔的计划告诉了他。醒来后记错了,一直以为是和杨二郎约好了,没想到竟错约了郁盛。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她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但心里又担心:该怎么跟杨二郎交代呢?于是她问道:“现在跟着哥哥,我们要去哪里?”郁盛说:“临清是个繁华的大码头,我有个朋友在那里。我们去那边住下,找点生意做。咱俩在一起相互照应,岂不自在?”莫大姐说:“我行李里有些积蓄,哥哥要是想做生意,这些钱足够起步了。”郁盛听了,连说:“这样再好不过。”就这样,莫大姐跟着郁盛前往临清。
另一边,徐德办完衙门的公事回到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箱笼财物也都不见了踪影。他愤怒地骂道:“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肯定是跟奸夫跑了!”他向邻居打听,邻居说:“小娘子一夜之间就不见了。第二天我们看到门是锁着的,里面的情况也不清楚。你仔细想想,她平日里有往来的人,估计就是和那人一起走的。”徐德说:“这还用想?肯定是在杨二郎家里。”邻居也附和道:“我们也这么猜。”
徐德说:“平日里家里的丑事瞒不了各位。现在出了这事,明摆着是杨二郎的缘故。这事免不了要报官,麻烦两位给我做个见证。我先去杨家问问情况,跟他理论一番。”邻居说:“这事谁不知道啊?到了官府,我们自然会如实说。”徐德连声道谢,随后怒气冲冲地跑到杨二郎家。
正巧杨二郎从家里出来,徐德一把揪住他,喊道:“你把我媳妇藏到哪里去了?”杨二郎虽然没做这事,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和莫大姐私奔的话,突然被这么质问,吓得不轻,连忙嚷道:“我哪知道这事?你别冤枉我!”徐德说:“街坊邻居谁不知道你和我媳妇有私情?你还想抵赖!我们见官去,把人还给我!”杨二郎辩解道:“我不知道你家嫂子什么时候不见的,我一直在家里,凭什么找我要人?就算见官,我也不怕!”
徐德根本不听他解释,拉着他交给地方官,一起送到城上兵马司。徐德在衙门里熟人多,有人帮衬,兵马司先把杨二郎关进牢房。第二天,徐德就以奸拐罪名,向巡城察院衙门告状,察院将案子批给兵马司,要求严审。
兵马司审问杨二郎,一开始他坚决否认。徐德拉着地方邻居作证,说他们有私情,兵马司下令用刑。杨二郎熬不过刑罚,只得承认平日里和莫大姐有不正当往来。兵马司说:“既然有奸情,肯定是你把人拐走藏起来了。”杨二郎急忙分辨:“只是有私情,逃走的事真和我没关系。”兵马司又问徐德和地方邻居:“他妻子莫氏还有其他奸夫吗?”徐德说:“没有别人,就和杨二郎关系最密切。”地方邻居也说:“街坊邻居都知道杨二郎是奸夫,没听说过其他人。”
兵马司怒斥杨二郎:“还敢狡辩!你老实说,把人藏在哪里了?”杨二郎无奈道:“真不在我这儿,我哪知道她在哪?”兵马司大怒,命人用重刑夹他,非要他说出真相。杨二郎被逼无奈,又招认:“是商量过一起逃走,但我没答应,也没定下来,现在我真不知道她去哪了。”兵马司说:“既然商量过一起逃,现在人不见了,你肯定知道内情。你不过是想先藏起来,日后再偷偷私会。我把你关在牢里,三五天审问一次,看你能瞒到什么时候!”于是将杨二郎收监,隔几天就提审一次。杨二郎始终坚持之前的说法,说不出莫大姐的下落。
徐德又经常来催促办案,杨二郎只能白白挨打,案子却毫无进展。杨二郎实在受不了冤屈,向上级衙门申诉,案子被转到其他衙门审理。但莫大姐确实失踪了,杨二郎又承认了奸情,官府也不好轻易放了他。有人同情他,让他贴出寻人启事,悬赏寻找莫大姐。可十个人里有九个都说是杨二郎把人藏起来了,几乎没人相信他是冤枉的。这或许也是杨二郎与有夫之妇私通,该承受的报应。
暂且不说杨二郎在这里受冤屈,案子多年悬而未决。再说说郁盛,他带着莫大姐到临清后,租了间房子住下。刚开始的两个月,两人还算和睦,但时间一长,彼此渐渐产生了嫌隙。郁盛心里盘算:“现在花的都是她的钱,带来的东西总会用完。我又不会做生意,以后可怎么办?而且她是别人的妻子,留在身边迟早会出事。我也想回家,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不如把她卖了,她模样不错,应该能卖个百十两银子。我得了钱和她带来的财物,也够我享用了。”
他打听到临清渡口驿前有个乐户魏妈妈,手下养着不少歌女,专门买卖女子。郁盛找人牵线,魏妈妈假装上门拜访,看了莫大姐后,出价八十两银子。双方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郁盛哄骗莫大姐说:“这个魏妈妈是我家远房亲戚,人特别好。我们在异乡,和她认识一下,以后也有个照应。魏妈妈前几天来看过你,你今天也去回访一下。”莫大姐本就想出门走走,听了这话,立刻梳妆打扮起来。郁盛雇了一顶轿子,把莫大姐直接抬到魏妈妈家。
莫大姐一进门,就看到魏妈妈上下打量她,脸上似笑非笑,态度也不热情。又看到周围有许多歌女,心里顿时明白:“这哪是什么亲戚,分明是风月场所。”她喝了一杯茶,便起身告辞。魏妈妈笑着问:“你还想去哪?”莫大姐说:“回家。”魏妈妈说:“你还有什么家?你现在是我这儿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