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宗伊这老学究对汪直这般遁逃国外,僭越称王之人,抱有朴素的厌恶,这反应不足为奇。
而王世贞,奔走十数年为父伸冤,可对平反之事没什麽忌讳。
再者,王世贞着《倭志》,一早就锐评过此事。
当然,他没敢说朝廷不厚道,只把锅扔在了胡宗宪头上,恨其没给中枢说明情况——「宗宪具状闻上,然不敢悉其故。」
并且隐晦表示,汪直冤死,使得「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
历史太近就是这样,不好评论,大家各有各的帐目,各有各的立场,自然也说不上什麽公道话。
朱翊钧馀光瞥见张瀚面含隐怒,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
见状,他连忙履行控场职责,轻咳一声:「国家大事,冤不冤的,不宜在此处讨论,栗卿不妨直言,汪直案与海运有何关系?」
政事嘛,上价值的事往后稍稍,陈说利弊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张瀚的话被憋了回去,王世贞也默默住嘴。
栗在庭顺势接过话茬:「回禀陛下,此事说来话长。」
他顿了顿,斟酌言语长话短说:「臣奉命筹建福建市舶司,如今衙门丶港口丶航线丶外藩丶海商等诸多事,概已完备。」
「沿袭祖宗成法,沿海去处,下海船只,由市舶司发放号票文引,许令出洋。」
「循正德十二年旧例,命出海商船,及番国进贡并装货泊船,榷十之二。」
明朝海禁二百年,品种和目的都大不相同,什麽祖宗成法都能找到。
明初太祖年间,海禁多是出于防倭。
概是「禁民海捕鱼,以防倭也」丶「凡番香丶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这种临时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后,成文的明令只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
这里的违禁货物在大明律中有一个名录,只有「马牛丶军需丶铁货丶铜钱丶缎匹丶绸绢丶丝绵」各项。
显然,还只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违禁外的货物,是允许贸易往来的。
基本态度就是,海贸是什麽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乐年间,便开始「发票」,也就是登记发放许可证,才会允许船只出海贸易。
譬如福建,将朝贡与海商出海分开管理——「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而航海商贩,尽由漳丶泉,止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
而没有拿到票号的小商民,连远洋船都不能拥有,一律改为不能远洋的平头船。
到这里,实质上就是在压制民营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为官营让步,搞垄断嘛。
基本态度就是,我知道海运很好,所以只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时期的郑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频频出海。
但郑和之后,海贸的风向,便急转直下。
一说此事招引倭寇,侵犯边防,一说海贸亏本买卖,劳民伤财,甚至有说朝实物完税,海贸动荡税基的说法。
于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这些进言。
连官营海贸也不再提及,只能眼巴巴等着外藩朝贡,堪合贸易。
等到成化年间,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立刻便是群议汹涌。
兵部尚书刘大夏,乾脆说出了郑和下西洋害死了上万人的说法——「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宝而归,于国家何益?」
此时的朝廷,基本态度已然变成了,海运很坏,谁都别搞。
当然,也正是这个时候,勋贵官吏们的走私,蒸蒸日上。
广东总兵柳景,将麾下军需储备的硫磺丶硝石,打包卖去了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