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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7章 西夏（第8页）

西夏的青盐是宋夏边界人民最喜欢的商品，也是西夏重要的财源之一。主要产地有盐州（宁夏盐池北）的乌池、白池、瓦池与细项池，河西走廊和西安州（宁夏海原西）的盐州与盐山，灵州（宁夏吴忠市）的温泉池等等老井。所出产的青盐味甘价贱，比宋朝的河东解盐更具欢迎，另外西安州的碱隈川还产白盐、红盐，只是质量不如青盐。西夏青白盐除了供西夏人民食用外，主要用于同宋朝、辽朝、金朝进行官方贸易，其中运往宋关中地区最多，并以此换回大批粮食。宋廷为此禁止从西夏进口青盐，宋朝只能透过走私进口，牟取暴利。[59]西夏的毡毯是外销的名贵商品，其中以白骆驼毛制成的白毡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有“为世界最良之毡”的美称。[60]西夏矿产比较丰富，所以其兵器制造业，如神臂弓、旋风炮以及劲弩不能射入的冷锻铠甲均为世人称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国剑”，锋利无比，贵重一时。[39][60]

西夏前期，主要是与宋朝；后期则为金朝。夏与宋、金间的贸易，主要采以下几种方式。[59][61]在双方边境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易宋朝利用开闭榷场贸易，对夏方进行牵制，以期达到安边绥远的政治效果。[59][61]和市在沿边开设小规模榷场，主要用于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宋朝在河东路、陕西路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等地都辟有和市。如1002年，李继迁所部在赤沙川、橐驼口各置“会”贸易。“会”是一种定期的集市。[61]

通过贡使进行贸易

西夏的使节每年按规定到开封输贡，宋朝政府除优予回赐外，还听任使者在京自便贸易。这种贸易往往规模甚大，获利甚丰。夏与辽也通过贡使进行贸易。上京临潢驿、中京来宾馆都设有接待夏使的处所。夏使入境，允许沿途私相贸易。后期夏、金的贸易中，夏使进入金境便同富商交易，到达中都后留都亭贸易。[39][41]

西夏市场的繁荣

西夏从宋、金取得的商品主要为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61]。[59]茶叶是西夏最感兴趣的商品。它除了供夏人消费之外，还用来与西北邻部交易，牟取厚利。西夏也图多方贸取铁制品，但辽、金都严禁铁器外流。西夏的输出品有羊、马、牛、骆驼、盐、玉、毡毯、甘草、蜜、蜡、麝香、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大黄、红花、翎毛等。其中以牲畜、毛皮制品和毛纺织品为大宗。盐州一带所产的青盐，品质纯净，略带青绿色。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当地人民从盐湖中取得盐粒，运往关中，供应内地人民的需要，再购回粮食等生产必需物品。其后，西夏垄断盐产，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强求宋朝政府收购，以换取物资。宋朝为了保障解盐（解州所产）的专卖利益，总是加以拒绝，并严禁私贩入境。[59]但因为青盐价低而质优，走私之风无法禁绝，私贩的数量且相当巨大。药材中，西夏所产的大黄最负盛名，商人远贩到各地。西夏地处中国与中亚地区往来的要道。它从回鹘或中亚商人那里抽取实物或承买转卖，从中获取厚利。为了便利交通，西夏修筑驿道，通贯全境。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从兴庆府东北行十二驿可至契丹。[61]驿道的兴修便利了商业的发展。[58-59]

货币

由于西夏商业的兴盛，作为流通的货币也十分重要：一类是本国铸造的西夏货币；另一类是从宋、金进口的货币。早在夏景宗时期即铸照货币，各代皇帝除了夏献宗、夏末帝之外都有铸钱实例，夏仁宗还于1158年设立通济监铸钱。西夏钱币的铸造大都比较精美，而且书法俊逸、流畅。面文为西夏文的钱币已经发现有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佑宝钱”以及“天庆宝钱”。[39][41][61]西夏的硬通货则一直是宋铜钱。[152]

土地

西夏的土地占有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国有或皇室所有

皇帝代表国家除直接掌握规模庞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的闲田旷土，具有国有性质。河渠、水利也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39][50][62]

贵族和官僚所有

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族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赐予。贵族官僚们也多乘势豪夺。一些汉人士子、吐蕃首领与回鹘上层人物被西夏授予官职，也因此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愈到后来，官僚占地的数量就愈大。[39][50]

寺院所有

西夏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统治者有力的助手。寺庙从夏廷得到丰厚的布施，拥有大量土地，并开设质房，发放高利贷。[39][50]

农牧民小土地所有

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及抵押的事实。西夏存在有个体小衣牧民以至中小的庶民地主或牧主。西夏仁宗时修订的《天盛年改定新律》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得到法律承认的。[39][50]

赋税

西夏赋税可区分为田赋、牲畜税和工商税三种。[63]西夏建国初期，由于对宋朝频繁发动战争，军需粮饷主要靠对宋夏沿边地区的掠夺。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也利用权势侵占田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土地，变为私田。夏毅宗时，其国相没藏讹庞霸占宋朝辖境麟州（今神木北）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护耕。[64]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赋役制度的规定完备而详尽。在《律令》的第十五至第十七章中关于农业租税条，对西夏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纳租标准、数量、纳租时限、入库，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处罚等都规定至详。[64]

人口

西夏人口史无记载，今人对西夏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据史书记载的有关西夏建国之初军队防务兵力配备数目中推定的。多数研究者则是从西夏诸路驻兵的总数五十余万上再加“另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总共六十九点五万，或共约七十万。这是以西夏常备军数来推断西夏人口数。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战时“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以行”。按“适令壮丁”即适合当兵的人一般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计，若兵员五十余万到七十余万，人口数当是二百万至三百万左右。[65]

文化

播报

编辑

文字

西夏文字创制规律（4张）

西夏立国前夕，夏景宗为了建议属于本国的语言，派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结构创建西夏文，于公元1036年颁行，又称“国书”或“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六书构造，但笔画比汉字繁多。[74]西夏文学家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创制后，广泛运用在历史、法律、文学、医学着作，镌刻碑文，铸造钱币、符牌等也都使用西夏文。夏廷又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翻译汉文典籍与佛教经典等。为了翻译汉夏文字，又有骨勒茂才于公元1190年所撰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内容相同。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表明本书目的在于便于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是现今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钥匙。[30][71][75]

儒学

西夏课堂复原图

西夏儒学的发展是一种处在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李继迁伊始至西夏末年，历代帝王莫不学习与模仿汉制。例如李继迁时“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西夏党项世代皇亲宗室，崇拜孔子，钦慕汉族文化。[66]

除了崇儒尚文，还编写了一些融合和宣扬儒家学说的书籍，如《圣立义海》《三才杂字》《德行记》《新集慈孝传》《新集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其儒学经过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与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时出现盛况。[105]

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史家戴锡章《西夏记》曾言：“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39][67-68]以博学多才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以重视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西夏大致设立了五种学校：蕃学、国学、小学、宫学、太学。西夏建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还发展科举制度，夏崇宗后期开始设童子科实行科举考试，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106]西夏后期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蕃汉及宗室贵族由科举而进入仕途成为必然的途径。[107]

礼仪

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的需要。元昊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以西夏文刻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穿靴执笏，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