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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章 唐（第12页）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私营和家庭三种形态：

1。

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分属于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三个部门。盛唐时期仅少府监使用的轮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二万人，属将作监役使的轮番服役的工匠亦达一万五千人。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设有冶监，专门掌管矿冶事业。官府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有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为主。工匠、番户、杂户每年到官营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个月，有的轮流服役两个半月或三个月，服役者自备口粮。有的工匠长期留用，称作“长上匠”，官府另给报酬。有的官营作坊则部分地和雇劳力，每日给酬绢三尺，被雇者称“和雇匠”，有的称“明资巧儿”或“巧儿”。各种劳动者都对官府有人身依附关系。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军队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斗争的不断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加，人身依附趋向缓和。[211]

2。

私营手工业作坊均从事商品生产，业主或主人均有技艺，称师、长老或都料，他们除依靠家庭成员劳动外，也雇用有技艺的工匠。个别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但一般的作坊规模都很小，仍从事个体经营。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种工匠，有很多就是私营作坊的劳动者。[211]

3。

男耕女织的个体农户也生产手工业品，主要是丝、麻织物。虽然这种家庭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仅处于副业地位，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所以此类产品的总和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民的手工业产品除供自己消费外，也用于缴纳课调，只有一小部分当作商品出卖。[211]

生产技术的进步

主词条：唐代瓷器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211]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二道稍逊。上等丝织品称绫、罗；绢和絁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列第二等。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211]唐代晚期，南方种桑养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使所贡丝织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淮南、吴越、宣州等地的产品尤为名贵。

唐代陶瓷部分作品（6张）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着进步。越窑的青瓷色泽青翠，被称赞为“似冰似玉”；邢窑的白瓷“似银似雪”，质量很高。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制作精美，有“假玉器”之誉。此外，以黄、绿、青三色釉陶制作成马、骆驼、人像等的“唐三彩”，造型生动活泼，色彩鲜丽，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是这时期陶瓷生产的特色[137]。唐三彩不仅在辽宋金元明继续发展，而且还传播到东北亚地区，衍生出“新罗三彩”“奈良三彩”[135]。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211]。晚唐以后，瓷器的造型种类比前期明显增加，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装饰手法亦有改进。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银器[220]。

（陶瓷图册主要参考资料[136]）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270件，经鉴定可知，当时已出现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尤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211]

造纸业在唐代后期有长足的进展，着名产地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均盛产藤纸，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南）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发展的道路。蜀人造纸还特重染色，能制成着名的“十色笺”。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阳）善制漆器，称为“襄样”，亦为南方重要的手工艺品。[220]

商业

唐朝商业比前朝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42]

货币

开元通宝

唐朝时，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唐初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体系，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体系。[53][211]

唐朝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181]

随着商业的发展，唐后期已普遍出现了供商人贮存和批发货物的邸店，以及承办商人货款的柜坊。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此外，唐后期还出现了一种信用券，称为“便换”，亦称“飞钱”。商旅只要付钱给各道设在京师的有关机构和商号，取得半联凭券，回到本道后就可以持券取款。飞钱的出现对于远途到京师做买卖的商人提供了贸易上的便利。这些都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137]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211]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

城市、交通

唐朝中期，由于人口增加，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十分繁荣，城市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城市数量增加，分布广泛，尤其是南方城市发展很快。西域、东北地区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次，城市人口总量有较大的增加。有研究者认为，隋唐时期城市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农业时代的一个高峰，“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再次，出现了一批大城市，甚至还有人口达百万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数量也有增多。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长安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为重要。东都洛阳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仅次于西京长安[196]。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长安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百万，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全城布局整齐，道路宽阔，树木成荫。城中有东西两市，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区。通过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们还通过长安把百货运销到中亚、西亚等地[137]。唐代后期，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220]。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30里置1驿，全国共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的驿86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以陆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陕西凤翔），东到宋州、汴州，有宽阔驿道，沿途都有客店供应商旅食宿，并出租车驴，供给商旅乘骑和运输。再由此出行、南往荆襄、北达太原，东北至范阳，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凉，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远路，不必自备行李食粮，也不用担心盗匪打劫。至于由官府设置的水陆驿馆，全国计有一千六百余所，驿馆宽大明敞，配备有驿丁，免费供应酒食住宿、还提供马匹、船只，供官吏乘坐和传递政府的文书之用。[137]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211]

此外，水运和海上交通也很发达。沿运河交通点的许多地方发展成为繁盛的集镇，其中地处运河与长江会合点上的扬州是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商业最为繁盛，是南北百货荟聚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集散地。东与日本、朝鲜，南与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进行着大宗的贸易。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220]。南方的广州，更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都会，每年经常有许多外国商船来此。大历五年（770年）前后，进出口船只，高达四千余艘。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置市舶司，商船进口，要征收停泊税和收购政府所需的货物，然后才听凭与商人贸易。由于国际商人来往很多，有的且长期居留，政府特地设置“番坊”进行管理。[137]

唐代对外贸易繁荣，交流密切。除传统的北方丝路以外，还有草原丝路、青海丝路（唐蕃古道）、西南丝路（西南夷道）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146]

文化

播报

编辑

主词条：唐朝文化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弘的气势，雍容的风度，昂扬向上、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而唐王朝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昌盛、国内交通的发达和中外交往的频繁，不仅给唐代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开放宽松的创造环境，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并激励人们去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164]

文学

诗（附词）

主词条：唐诗

唐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高峰，其中最繁盛的是诗歌。仅《全唐诗》就收有二千三百余人的近五万首诗篇，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作者众多。[198]

唐诗的发展阶段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82]。唐初以陈子昂和“初唐四杰”等人为代表；盛唐有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而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李白的诗气魄宏大、豪迈奔放，号称“诗仙”；杜甫的诗雄浑凝练、格调严谨，其人号称“诗圣”，诗作被赞为“诗史”；中唐有“大历十才子”，之后白居易改革诗歌，采平易语言，多叙事成分，开创“元和体”，影响最大。其他着名诗人还有元稹、韩愈、孟郊、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198]

唐朝后期，出现了与音乐搭配、句式长短不等的“词”。词一开始就具有抒情和艳丽倾向。[198]

“诗圣”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