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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章 隋（第9页）

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同时下令营造寺塔五千余所。隋炀帝时虽然恢复各地学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时最着名的儒生有刘焯、刘炫，二刘学识丰富，受当时儒生景仰。然而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修，声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举动，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统治者[87]。

王通

王通是隋末大儒与隋朝着名的思想家，谥为“文中子”。他主张执政者应该先德后刑才能让人心服[88]；提倡儒道佛三教应该共同相处，而不是互相抵制[89]。又主张天人之事与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等思想[90]。他着有《太平十二策》、《续六经》与《文中子中说》。他的孙子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程朱理学影响深远。

当时的佛教其中最兴盛的天台宗主张止观说，而禅宗主张顿悟说。止观又称为寂照、明静，主张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专注于特定对象，并产生对于该对象的正智慧[91]。顿悟为“明心见性”法门，即是主张顿悟。主张凡事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92]。

经学

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有差别，所朝《隋书·儒林传》记载：南人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朝继承北朝学风，知名学者有隋朝初年的牛弘、还有后来的刘焯、刘炫当时并称“二刘”，王通等。

牛弘着有《五礼》，刘焯着有《五经述义》，刘炫有《五经正名》。王通曾聚集第子的有子河汾之间，世人称他为“文中子”，着一”《中说》。降朝政治上的大一线出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王通提出“三教归一”的口号，主张以儒为主，授引信道人儒，预言了三教融合和相互吸收的发展趋势。[160]

文学

由于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唐朝中叶才成功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专门研究音律学的着作，也有不错的散文与诗歌。在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朝文学讲究质朴且实用。由于南朝艳丽的文学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学大多承袭梁陈学风，没有新的突破。[93]

而隋朝南北着名文士，总数居然不过十余人[94]。杜正藏所着的《文章体式》，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号为“文轨”。甚至连高句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这使得南朝文学流行到外国，影响较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朴实文学[95]。李谔建议不能依文藻华丽而录取人才。然而隋炀帝又提倡华丽的南朝文学，他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也是一个文学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宫乐歌》。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94]。

史学

史学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自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虽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由朝廷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充足，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专门的事业。[94]

音韵

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切韵》由陆法言执笔编写完成。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讷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该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广韵》、《集韵》等书中。[96]

目录

目录学方面，隋朝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存书籍，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着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84]

宗教

河北崇光寺阿弥陀佛大理石像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97]，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98]。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佛教

隋朝炳灵寺菩萨画像

当时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天台宗讲究将“教”、“观”两者发挥到极致并圆融一体，认为法界无相，万物一体。止观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论宗因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着称。主张世间、出世间的万有诸法，是从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是众多因素和条件结合而成的产物[102]。

隋朝早期佛教进入极盛阶段，这是因为皇帝与佛教的渊源密切。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99]，所以积极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佛教一度成为隋朝国教。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即位，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并且听任人民出家。隋文帝还改变后周镇压佛教的政策，诏令全国恢复佛教。听任民众出家，鼓励建造佛像，由官方组织抄写佛教经典保存于寺院。在他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间，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卷，造像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带动下，“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经典如此之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172]隋炀帝时，朝廷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还向天台宗智者大师受戒，成为佛家弟子[100]。

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余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隋文帝十分崇佛，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103]。又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修治旧经四百部。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104]。

然而皇帝也对佛教严加控制，例如江南区域远离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缚影响较小，思想相对开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171]隋朝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起来，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着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着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潘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101]

艺术

播报

编辑

绘画

隋朝的绘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杰出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20多人。展子虔以画台阁、车马、人物见长，他的《游春图》是中国国内已知的现存最古的名画，被认为是山水画的始祖。[138]

隋朝绘画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发展成独立的画科。展子虔与董伯仁齐名，同时被召人朝，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新的风格。他们除画寺院壁画外，还画卷轴画，专长于人物、车马、楼阁及山水配景。现存展子虔的惟一遗作《游春图》，是用勾勒刷法，着大青绿，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161]这证明了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彻底解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早期幼稚阶段，使山水画进入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作。[139]画中山水占了重要的地位，反映出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趋向。元代汤垕所着的《画鉴》，指出《游春图》是山水画的始祖。[161]

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都是隋朝的宗教画家。他们曾经同时在长安光明寺小塔作壁画，郑画东壁、北壁，田画西壁、南壁，杨画外面四壁，当时人称为“三绝”。有一次郑法士要求看杨契丹画稿，杨引郑至朝堂，指着宫殿、人物、车马说：“此是吾画本也。”可见他们的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是很强的。于阗（今新疆和田）画家尉迟跋质那，当时人称他为“大尉迟”[140]善画西域人物，画面上有阴影晕染，即所谓“凹凸法”。这种画法始于南朝的画家张僧繇，对后来的绘画影响很大。[161]

书法

展子虔·《游春图》

隋朝书法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着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书法风格。隋末唐初尚有书法家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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