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南青第一次在我家过夜后的第三天,芳梅出现在茶室门口。
那是个秋雨初歇的傍晚,我正独自核对九月的账目。台风季过后,生意像被雨水浇灌过的茶树,竟真的缓过气来——九月净利首次突破五千,虽然离还清二十万借款还很远,但那个终于由红转黑的数字,在账本上像一枚小小的勋章。
风铃响了。我抬头,看见芳梅推门进来。
她瘦了,瘦得厉害。米白色羊绒衫穿在身上像挂在衣架上,曾经精心打理的波浪卷发枯黄干燥,随意扎在脑后。最让人心惊的是她的眼睛——那种曾经闪烁的精明光彩消失了,只剩下两潭深不见底的疲惫。
“英子。”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
我没说话,只是放下账本,等她继续。
“我路过,看见灯亮着。”她环顾茶室——货架已填满三分之二,墙上挂着白南青设计的茶叶图谱,柜台边的黑板上写着今日特供:碎普洱,28元泡,赠陈皮一小片。
“生意……挺好的。”她挤出一个笑。
“还行。”我起身,烧水,温壶,动作机械得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坐吧。喝茶吗?”
她迟疑地坐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沿。那双手曾经做过精致的美甲,现在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有细微的毛刺。
我泡了熟普。沸水注入紫砂壶的瞬间,茶香蒸腾而起,在茶室昏黄的灯光下氤氲成雾。芳梅盯着那团雾气,眼神涣散。
“英子,”她忽然开口,“你还记得十三岁那年,我们在茶山上淋雨的事吗?”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
那是2008年的春天,我和芳梅逃了下午的课,偷偷溜上后山采野茶。天突然下起雨,不是绵绵春雨,是那种劈头盖脸的急雨。我们躲在老茶树下,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
“英子,我们会死在这里吗?”芳梅抱着膝盖,声音发抖。
“不会。”我拧着衣角的水,“等雨停了就下山。”
“要是雨一直不停呢?”
“那就一直等。”
后来雨真的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把漫山茶树照得金光闪闪。我们俩像两只落汤鸡,却对着对方哈哈大笑。下山时芳梅滑了一跤,手臂在岩石上划出十公分长的口子,血混着雨水往下淌。
“完了,”她看着伤口,居然还在笑,“留疤了,以后嫁不出去了。”
“嫁不出我娶你。”我撕下衣摆给她包扎,手法笨拙,但很认真。
“你说的啊。”她眼睛亮晶晶的,“拉钩。”
两只湿漉漉的小指勾在一起,在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完成了一个幼稚却郑重的约定。
十七年过去了。
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芳梅,撩起左袖。那道淡粉色的疤痕还在,像一条沉睡的蜈蚣,安静地趴在小臂内侧。只是现在,它旁边多了一道新的——暗红色,缝针痕迹狰狞。
“他推的。”她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撞在茶几角上,缝了八针。”
我没问“他”是谁。周敏早就告诉我了——芳梅那个出轨的丈夫,那个在离婚协议上斤斤计较每一分钱的男人。
“疼吗?”我问。
她愣了愣,然后笑了,笑容很苦。“缝针的时候打了麻药,不疼。疼的是……”她顿了顿,“是婆婆拿着B超单子甩在我脸上,说‘你看看人家怀的是男孩’。”
茶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煮水器重新沸腾的咕嘟声,和窗外偶尔路过的车声。
“英子,”她忽然抓住我的手,指甲陷进我皮肤里,“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拿走那三万块,不该……”
“芳梅。”我抽回手,动作很轻,但很坚决,“茶凉了,我给你换一杯。”
我起身重新烧水,背对着她,听见她压抑的抽泣声。
“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她声音带着鼻音,“离婚后,我那些‘闺蜜’全不见了。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接。只有一个人还理我——你猜她说什么?”
我没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