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九分,季安桢裹着薄外套,靠在沙发一角,再没有睡下。
客厅没有开灯。楼上老人起夜的脚步、隔壁冰箱压缩机低沉的嗡鸣,都被窗外的风压得很远。她把脚蜷进外套下摆,盯着对面墙上忽明忽暗的冷光。
她知道,睡眠再这样乱下去,迟早会影响工作。她今年已经第三次在庭上失神,被对方律师抓住话柄;手头那桩十四岁女孩的抚养权变更也不能再拖,父亲一方已经提交了新的材料,试图证明母亲照顾不当。
那种说不清的、缠了她二十多年的"东西",正在一步步把她拖进她最不愿意面对的局面。
天快亮时,她断断续续地眯了一会儿。梦里仍是碎裂的朱红墙皮,和暮色里那道追不上的背影。
六点,她站到洗手台前。眼底的青黑遮不住,她还是仔细上了妆,把一夜未眠的痕迹压进妆面里。镜中的女人眉眼清亮、神情沉静,已经是能去开庭的样子。
多年的职业习惯,让她很会把私人困扰藏在体面之下。
她换上深灰色职业西装,把卷宗装进公文包,锁门下楼。
清晨的城市刚刚苏醒。早点摊的热气腾起来,几个穿校服的孩子从她身边跑过,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
辖区派出所在南三街,距离她的老小区步行约十分钟。
她没有开车。
开车要绕行,绕行必然要经过博物院北墙外那段路。那段路她能避则避。
她走的是东三巷——一条窄窄的老巷,两侧是九十年代的红砖居民楼,墙面斑驳,阳台上晾着各色被单。巷子里有早起遛弯的老人,有推着婴儿车去早市买菜的母亲,有穿制服的中年男人骑电瓶车匆匆而过。人间烟火滚烫,嘈杂、温暖、秩序井然。她走在其中,步伐稳定,呼吸平稳,看起来和每一个赶早班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只是在经过巷口那个卖煎饼的小摊时,她的后颈突然一凉。
那种熟悉的、被什么东西盯上的凉意,从脊椎最下端一路爬上来。
她没有回头。
她只是下意识地把公文包的带子勒得更紧了一些,加快了脚步。
——这种事,这二十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了。
七点三十二分,她到了辖区派出所门口。
"南三街派出所"几个烫金大字嵌在门楣上,两侧是规整的国旗与警徽。门口的便民指示牌上印着"报案咨询失物招领居住证办理"等字样,字体端正,配色严肃。自动门开合之间,能听见里面有人在大声说话——应该是早班的交接例会。
她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派出所大厅明亮而忙碌。民警、辅警和办事群众来去匆匆,电话铃声、对讲机声与脚步声交织成规整的秩序。六个窗口前都有人等候,最里面的玻璃隔断后,是民警的办公区。
季安桢取号。
A073号。
她看了一眼电子叫号屏——A069。
她还要等四个人。
她在最靠里的塑料椅坐下,把公文包竖在脚边。等候的十几分钟里,窗口前不断有人来去:邻里纠纷、诈骗咨询、居住证办理。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焦虑。
电子叫号屏跳到A073。
她站起身,整了整西装下摆,缓步走向4号综合窗口。
窗口民警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男人,警号端正,肩章齐整,脸上带着常年与群众打交道养成的耐心。看见她在对面坐下,他微微抬了抬下巴,语气职业而温和:"您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季安桢微微颔首,把身份证和取号单递过去,声音平稳:"您好,我要报案。"
"什么情况?"
"长期夜间居所出现不明异响,"她一字一字说得很清楚,像在庭上陈述事实一样节奏分明,"持续被不明的人尾随、窥视,精神状态严重受损,已经影响我的正常工作与生活。"
民警接过她身份证准备登记,听到这里,握笔的手顿了一下。
他抬眼看她。
眼底掠过一丝极快、又极熟练的了然。
那种了然她太熟悉了。
她在医院候诊区、物业值班室、深夜报警电话的另一端,都见过类似的眼神——"哦,又是一个这样的"。这种了然不是说对方轻视,而是说对方见得太频繁,处理得太熟练,以至于连惊讶都懒得再给。
"具体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