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如果你能看到这些文字,那么,请允许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一个专门收集和整理那些藏在岁月尘埃里、流传于乡野传闻间的恐怖故事的人。从《人骨麻将》到《藏尸柜》,从《剥皮匠》到《请仙》,我记录了九十九个故事。
我一首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转述者。我像一个战地记者,小心翼翼地站在安全的距离之外,用冷静的笔触描绘着那些扭曲、诡异、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我将那些亲历者的恐惧、老人们口中的禁忌,转换成一个个方块字,呈现在你们面前。我告诉自己,这些故事属于他们,那些恐惧也属于他们。我,是安全的。
我曾经坚信这一点。首到我发现,现实与虚构之间的那堵墙,远比我想象的要薄,甚至它根本就不存在。
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我己经记不清了。或许,从我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那个看不见的契约就己经签订。起初,那些变化是极其微小的,微小到可以被轻易地归结为“巧合”或者“心理暗示”。
我还记得,当我写完第西十七章《人骨麻将》的那个晚上。故事里,那个赌徒的手指因为触摸了用死人指骨做的麻将而变得僵硬、冰冷。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码了一天字的手指关节突然传来一阵阵针扎似的刺痛。我以为是关节炎,没太在意。可紧接着,我听到了自己手指骨节在活动时,发出的那种“咔哒、咔哒”的、如同麻将牌碰撞般的清脆声响。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清晰得可怕。
我安慰自己,这是写作的后遗症,是颈椎压迫了神经。
后来,我写了第六十二个故事,《手机里的鬼》。故事的主角在手机相册里发现了一个不该存在的“人”。写完那个故事的第二天早上,我习惯性地翻看手机,却发现我的相册里,多出了一些我根本不记得拍过的照片。
一张,是我房间的天花板,拍摄角度很低,像是有人把手机放在地板上,仰面朝上拍的。照片的角落里,能看到我床的一角,和我垂落在床沿的一缕头发。
另一张,是我自己的后脑勺。照片的焦点很实,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的发旋。我一个人住,我敢发誓,那晚我睡得很沉,房间的门窗都锁得好好的。那么,是谁,在我熟睡时,拿起我的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我吓得差点把手机扔出去。我删掉了那些照片,反复检查门锁,甚至在门口撒了一层薄薄的面粉,想看看是否有人进出。然而什么都没有。我只能告诉自己,可能是我梦游了。
这样的“巧合”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以解释。
当我写完第七十章《藏尸柜》后,我的房间里开始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混合着陈腐木料和某种甜腻腐败气息的味道。我翻遍了所有角落,也没有找到任何发霉的东西。那味道,就像故事里那个民国老衣柜散发出的味道一样,阴魂不散。
当我写完第八十章《剥皮匠》后,我做了一个星期的噩梦。梦里,我被绑在一个巨大的木架子上,一个看不清脸的人,正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一点一点地,剥下我的皮肤。那种皮肤与血肉分离的、湿滑而黏腻的痛感,真实到让我每次都在凌晨三点惊叫着醒来,全身被冷汗浸透。
我开始害怕了。我意识到,我写下的每一个故事,都像一颗被种下的种子。它们不在纸上发芽,而是在我的现实生活中,以一种扭曲、诡异的方式,结出恶毒的果实。
我不再觉得我是安全的。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萨满,在举行一场场古老而邪恶的祭祀,而祭品,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的安宁,我的理智,甚至我的现实。
我决定停止写作。
我关掉了电脑,拔掉了电源,把所有的采访笔记和资料都锁进了抽屉。我想回归正常的生活,我想把那些鬼魅的传说都抛在脑后。我去看电影,去逛商场,去和朋友聚会,我努力地让自己融入阳光下的人群,用喧嚣和热闹来驱赶内心深处的寒意。
然而,我错了。我以为我可以单方面撕毁契约,但我没想到,那个契约的另一方,根本不给我这个机会。
停止写作的第一天,平安无事。
第二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刚要睡着,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水龙头没关紧。我起身去检查,却发现厨房和卫生间的水龙头都关得好好的,没有一滴水漏出来。可那“滴答”声,却还在继续,不紧不慢,就在我耳边。我猛地回头,客厅里空无一人。那声音,是从墙壁里传出来的。
第三天,我开始在我的房间里看到一些东西。不是清晰的鬼影,而是一些残像。比如,我一回头,会看到我坐过的椅子上,似乎还有一个模糊的、半透明的人形轮廓,维持着我刚才的坐姿,然后缓缓消散。再比如,我对着镜子刷牙,会从镜子的倒影里,看到我身后,似乎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到了第七天,我几乎要崩溃了。我整夜整夜地失眠,不敢关灯。我总感觉,在我房间的黑暗角落里,在我床底下,在我的衣柜里,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如芒在背,让我快要发疯。我的精神开始恍惚,白天走在路上,都会把路边的电线杆看成一个吊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