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阿哲很多年了,从大学时起,他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我们读的是新闻,他却一头扎进了摄影里,尤其痴迷于那些即将消失的、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毕业后,大家都在找稳定的工作,他却背着一台二手尼康,成了个自由摄影师,常年奔波在云贵川的深山老林里。
再次见到他,是2012年的一个初夏夜晚,在北京一家烟熏火燎的大排档里。他约的我,电话里的声音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疲惫。我赶到时,他己经一个人喝了半打了。
眼前的阿哲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他不过三十出头,但整个人看起来却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最诡异的是他的脸,明明是同一张脸,左半边是三十岁的青年,皮肤紧致,眼神里还残留着昔日的锐气;可右半边脸,却像是被岁月提前侵蚀了,皮肤松弛,眼角耷拉着,深刻的法令纹像刀刻一样,甚至连鬓角的头发都夹杂着几缕灰白。整张脸呈现出一种极不协调的割裂感,仿佛一半是生,一半是死。
“你你这是怎么了?”我震惊地问。
他苦笑了一下,又猛灌了一口啤酒,冰凉的液体顺着他一半年轻一半苍老的嘴角流下。他用手背抹了一把,眼神飘向远处,似乎在回忆什么极其遥远又恐怖的事情。
“老陈,”他声音沙哑,“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去年,我在黔东南那边遇到的事”
故事就从那个闷热的夏夜,伴着孜然和酒精的味道,一点点在我面前展开。
那是2011年的秋天,阿哲为了拍摄一组名为《最后的秘境》的专题,一头扎进了黔东南的雷公山腹地。他的目标,是寻找一个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只存在于当地人口述中的古老苗寨。据说,那个寨子完全与世隔绝,保留着最原始的苗族风貌和信仰。
他凭着一股执念,在向导的带领下走了两天山路。最后,连向导都不愿再往前,指着一片云雾缭绕的深谷说,穿过那片瘴气林,就是“他们”的地盘了,那里的人不懂“规矩”,进去了就可能出不来。
阿哲给了向导双倍的钱,独自一人背着几十斤的器材,踏进了那片未知的区域。
寨子和他想象中一样,古朴得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几十户吊脚楼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寨子中央有一棵巨大的枫树,树皮开裂,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寨子里的人穿着传统的蓝靛布衣服,佩戴着叮当作响的银饰,看他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和警惕。
阿哲靠着几句蹩脚的苗语和随身带的糖果,慢慢和寨民们混熟了。他住在寨长老杨家,每天扛着相机在寨子里转悠。他拍下了孩童天真的笑脸,拍下了妇女在溪边浣衣的身影,也拍下了一位让他印象深刻的少女。
那少女叫阿月,是寨子里最美的姑娘,眼睛像一汪清泉,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对阿哲的相机充满了好奇,总是在他镜头不远处晃悠。阿哲觉得她很有灵气,便以她为主角,拍了许多照片。镜头下的阿月,时而羞涩,时而大胆,眼神里流淌着一种阿哲读不懂的情愫。
在寨子里待了快一个星期,阿哲的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寨子有着许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如,寨子西头的一片竹林不能进,寨子里的女人不能从她们晾晒的衣裙下走过,还有,绝对不能去打扰住在枫树下那间最古老、最阴暗的吊脚楼里的人。
寨长老杨告诫他,那里住着寨子的“蛊婆”,也就是大祭司,是整个寨子的守护者,也是最不能得罪的人。
可阿哲偏偏是个“不信邪”的。那天下午,他看到那间古老的吊脚楼门口挂着许多风干的兽骨和草药,光影效果绝佳,充满了神秘的原始美感。他没多想,举起相机,对着那半开的、黑洞洞的门,就按下了快门。
“咔嚓”一声,在寂静的山寨里显得格外刺耳。
几乎是同时,那扇木门“吱呀”一声被完全推开。一个枯瘦如柴的身影站在门口,阳光斜斜地照进去,却仿佛被她身边的黑暗吞噬了。那是个年纪极大的老婆婆,脸上布满了沟壑般的皱纹,一双眼睛却浑浊而锐利,像鹰隼一样死死地钉在阿哲身上。
阿哲心里一突,连忙放下相机,尴尬地笑着想解释。但那蛊婆一言不发,只是用那双眼睛盯着他,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让他从头皮凉到脚跟的冰冷。她缓缓地抬起一只手,那只手干枯得像鸡爪,指甲又长又黑。她对着阿哲,做了一个他看不懂的手势,嘴里似乎还念念有词。
当时,阿哲只当是自己冒犯了对方,被骂了几句,虽然心里发毛,但并没太在意。他冲老婆婆鞠了个躬,算是道歉,然后便匆匆离开了。
几天后,阿哲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了寨子。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完美的采风之旅,却没想过,这趟旅程的代价,他才刚刚开始偿还。
回到城市的第三天,怪事发生了。
那天中午十二点整,他正在电脑前修图,小腹突然传来一阵剧痛,就像有无数根钢针在里面同时搅动。那疼痛来得毫无征兆,剧烈到他瞬间就从椅子上滚了下来,浑身冷汗,连呼吸都停滞了。他以为是急性肠胃炎,可这种绞痛仅仅持续了五分钟,又像潮水般退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第二天,又是中午十二点整,同样的剧痛再次准时降临。
从那天起,这成了他的噩梦。每天中午十二点,无论他在做什么,吃饭、开车、还是睡觉,那撕心裂肺的疼痛都会准时拜访,不多一分,不少一秒,持续整整五分钟。更恐怖的是,他开始感觉,疼痛发作时,肚子里似乎有活物在蠕动、在攀爬,那种感觉比疼痛本身更让人崩溃。
他开始疯狂地跑医院,从市里最好的三甲,到北京的协和。他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胃镜、肠镜、ct、核磁共振所有结果都显示,他身体好得很,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医生们看着他,眼神从同情变成了怀疑,最后甚至有精神科的医生建议他去看看心理问题。
可他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垮掉。他吃不下东西,整夜整夜地失眠,人迅速消瘦下去。更诡异的,是他的皮肤。他的腹部、胸口,开始出现一条条青紫色的、像蚯蚓一样的条纹。那条纹并非静止的,他亲眼看到,它们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他的皮下缓慢地移动。
他像个活体标本,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折磨着,现代医学却对此束手无策。
在绝望中,阿哲想起了那个云雾深处的苗寨,想起了那个眼神冰冷的蛊婆,以及她那个奇怪的手势。一个荒诞而恐怖的念头,像藤蔓一样缠住了他的心脏——他是不是,中蛊了?
这个想法一出现,就再也挥之不去。他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开始托关系,找人。最后,通过一个在贵州做生意的朋友,辗转联系上了一位懂行的人,带着远超当地人一年收入的重礼,在朋友的陪同下,再次踏上了那条通往深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