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的春节爆竹声还未散尽,上海的湿冷空气里仍飘着硫磺的余味。林明正在账房核对美孚油的到港清单,老管家福伯却捧着一封火漆封口的信进来,脸色凝重:“老爷,贵州来的急信,说是李将军的事。”
“李将军”三个字像块冰投入滚油,林明的手指猛地攥紧了钢笔。他认得信封上那熟悉的朱砂印记——那是李五彩转战贵州时,两人约定的秘密记号。撕开信封,潦草的字迹在颤抖中几乎难以辨认:“二月初三,黄飘山战败,五彩公力竭自戕,幼王被俘,余部溃散”
信纸从指间滑落,林明望着窗外外滩的洋楼,忽然想起1864年南京城破那天。当时他正在苏州的仓库里清点丝绸,李五彩乔装成粮商闯进来,后腰插着的短铳硌得人发疼。“林老板,给我备条船去安徽,将来若能成事,欠你的十万担粮食,加倍还!”那时的李五彩,眼里还燃着不灭的火。
这把火,终究是在贵州的深山里燃尽了。林明走到博古架前,取下那个蒙着薄尘的青瓷瓶——这是李五彩当年留下的信物,瓶底刻着“太平”二字。他摩挲着冰凉的瓷面,想起这些年断断续续的联系:有时是托行商带来一篓贵州的天麻,有时是借传教士传递几句军情,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冬天寄来的蜡丸,说幼王身体日渐孱弱,恐难支撑。
“老爷,天贵少爷来了,说要问新到的煤矿机械怎么拆箱。”福伯的声音打断了思绪。林明深吸一口气,将瓷瓶放回原处,转身时己恢复了平静。
十六岁的李天贵比去年又高了半头,穿着一身合体的洋布长衫,手里还拿着本《机械原理》。他见林明脸色不对,放下书问道:“义父,出什么事了?”这声“义父”,是他十岁那年被林明收养时改的口。
林明坐在太师椅上,指节轻轻叩着桌面。他斟酌了许久,才缓缓开口:“贵州那边你生父的旧部,败了。”他刻意避开了“李五彩”的名字,也没提“太平天国”西个字——在上海的租界里,这仍是忌讳。
李天贵的脸“唰”地白了。他虽自幼被收养,却也隐约知道生父是“造反派”,只是林明从不肯多提。此刻听到“败了”二字,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那那他们”
“都散了。”林明打断他,语气尽量平淡,“你生父当年的一位故人,也没了。”他看着少年紧咬的嘴唇,忽然想起一件事,“还有,从今天起,你就改叫林天贵吧。‘李’字太扎眼,往后在上海滩做事,安稳些。”
李天贵愣住了,眼眶慢慢红起来。他知道这“改名”背后的深意——是与过去彻底切割,是义父为他筑起的一道墙。半晌,他才低声应道:“听义父的。”声音里带着少年人强压的哽咽。
林明点点头,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新账本:“这是给你的,以后托马斯洋行的机械仓库,就交给你管。”他想让忙碌冲淡少年的悲伤,也想让他明白,往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
傍晚时分,林天贵抱着账本走出账房,撞见伊莎贝拉正在给远在美国的念安写信。他犹豫了一下,走上前说:“义母,能帮我给念安姐姐带句话吗?就说我学会看机械图纸了。”伊莎贝拉摸着他的头,柔声应道:“好,再让她寄本美国的机械书回来。”
房间里,林明重新拿起那封贵州来信,目光落在“幼王被俘”西个字上。他忽然想起多年前听来的传闻,说幼王本叫洪天贵,只是辗转传到他耳中时,竟错记成了别的名字。这细微的误差,像历史洪流里的一粒沙,没人会在意。
夜渐深,黄浦江上传来汽笛声。林明站在窗前,望着托马斯洋行仓库的方向——那里存放着从美国运来的煤矿机械,也存放着林天贵被改写的人生。1872年的春天,就这样带着旧时代的残响,慢慢铺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