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上这疤啊,在云南时留的,」陈建军笑笑,「哎,再来点儿?」
没能听到母亲的声音。
「别老板着脸,笑笑,乖。」
回答他的是咀嚼声,「卟嘎卟嘎」,多脆。
「你说,我跟你是啥关系?」好半晌,母亲兀地叹了口气。
有一阵陈建军才吱声,他边笑边说:「你说啥关系,咱就是啥关系。」
沉默。
「不吃了?」
「吃么,为啥不吃?」
咀嚼声再次响起。陈建军饮猪般痛饮了一杯酒。这些或细微或响亮的声音悬浮在声波表层,轻飘飘的,仿佛随时要脱离到外太空去。陈建军挥动双臂,把它们拽了下来。他试图搭话,讲过去的老胶农怎么割胶,讲某个地方小剧种如何惊艳,讲佃农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可惜除了偶尔哼一声,母亲再没说一句话。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陈建军开始讲笑话,老掉牙的苏联笑话,当他说到勃列日涅夫的狗时,母亲开腔了,她问碗用不用她洗。陈建军笑着说他来,「哪能劳驾女士」。于是母亲站起身来。嗒嗒声划出一个弧,略一暂停,又弹射而去,
「咋了?」陈建军问。
「有事儿。」
「算我说错话了好不好?」椅子的吱咛声。
嗒嗒声又响起。
「哎——」陈建军追了上去,「下次戴套,我的错。」
「真有事儿。」
「到底咋了嘛,哪儿不对,你指出来嘛。」
「饭也吃了,人也玩了,你还想咋?」母亲突然吼了一句。接着,她长吁口气,拧开了门。印象中,母亲很少跟人闹红脸,与其说脾气坦,不如说是不屑。
「凤兰——你老跟我置啥气啊?」
「松开。」